第 章 1 香港的迷茫 香港不平静 2014年，香港不平静。 8月 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下称“八三一决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下称“特首”）的普选制度做出规定。人大常委会决定确认，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香港可于 2017年实现特区行政首长的首次全民普选。但决定同时亦就选举制度做出三项重要的宪制性规限，即：第一，参加特首普选的候选人须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而该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产生办法，均应严格遵循 2012年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成例；第二，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第三，最终有资格名列普选选票的特首候选人人数限制在二至三名。这三项重要规定被本地媒体称为“连落三闸”。长期寄望于通过 特首普选分享特区管治权力的“泛民主派”大失所望，酝酿已久的“占领 中环”行动迅即被转入组织和实施阶段。 9月 28日下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香港示威者在经历了约一周的 罢课抗议后，于金钟冲出警察防线，占领了主要行车通道。在警方防线被 突破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内，中环干诺道中全线、金钟夏悫道全线、金钟道 东行往湾仔方向的三条行车线、红棉道，以及湾仔轩尼诗道西段及告士打 道近演艺学院一带随即被市民迅速占据。占领行动在数日内蔓延至香港和 九龙的其他重要商业区，由此开始了香港示威民众对港九核心区域长达 七十九天的占领行动。这场占领运动很快被纳入不同的政治话语的对立论 述之中——本地的运动参与和支持者称其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中 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则斥之为在外国反华势力支持和策划下的一场未遂的、 旨在“反中乱港”的“颜色革命”。而论述的双方都不约而同承认的一点是：“占领运动”的最终发生，的确是香港社会自 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积累多 年却未得到重视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的一次总体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在 2014年之前的差不多十年之间，北京与 香港所共同目睹的是，特区管治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被各方势力人为地推 向激化。从 2003年国家安全立法失败开始，到 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及 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的勃兴，再加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日常抗 议活动和例行集会，香港这个昔日的亚洲国际都会俨然已经成为悸动不安 的社会运动之都。 随着政治动荡而到来的，还有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之间矛盾情绪的激化。特别是 2003年之后，由“自由行”政策所带来的大量内地旅客突然出现在香港街头，更使得香港社会和民众猝不及防。加之愈演愈烈的两地“水客”走私活动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社会影响，在政治矛盾的背景下亦被人为放大，形成了一整套所谓“两地矛盾”的极端论述，甚至连神隐半个 世纪的“港独”言论，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包装下悄然浮出水面，再露端倪。 2015年 6月 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否决了特区政府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拟制并提交审议的 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普选方案。香港政治的困局进一步深化，香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剧增， 北京与香港社会的政治互信关系亦处于 1997年以来最不明朗的时刻，被 新的乌云所笼罩。任何不故意蒙住双眼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已然在 2015年的夏天抵达一个历史的 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值得思索。 “八一八事件 ” 香港病了，但这个英国的前殖民地、如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特区，其肌体内部的病源似乎一时之间也难以断定。就人类认知而言，了解当下的历史往往是最为困难的。由于缺乏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和间隔，一切纷繁复杂的事件初看起来都显得茫无头绪，也难以寻找到合适的逻辑线索给以清晰的解释和说明。如社会学家吕大乐曾评论的那样： 作为历史，它属于当代，跟作者与读者都缺乏一种距离。它的问题倒不在于是否时间尚早，未能盖棺论定，而是很多事物、经验、记忆依旧新鲜，还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每个人都有他的说法），令人以为自己心中亦有答案，欠缺一种对历史的好奇。 A 香港这个特殊之城的政治困局则比一般当代史的层次来得更为丰富——主权体认的困难、国族认同的歧异、社群心理的扭曲、经济体量的鸿沟、互信基础的缺失、权力关系的异化、外国势力的涉入、未来前景的晦暗，以及内地与香港之间长期以来对彼此形象的“妖魔化”等种种前日之因相互交织，造就了今日香港困局之果。此时，若寻找一个历史最关键的节点，取其断面，或者多少可以给有心人以相当的启示。 2011年 8月 18日在香港大学发生的“八一八事件”，恰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了解当前香港政治的截面。 2011年适逢香港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百周年大庆对于任何高等学府而言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纪念日。香港大学自不例外。但更为重要的是，在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作为前港英殖民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所拥有由英国纹章院颁赐校徽的百年学府正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回归之后的港大究竟是香港的？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如何确定港大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的位置？而北京又会如何对待这所在全世界主要大学排名中均 A 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 2012年版，第 5页。 名列前茅，但却是由异族统治者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殖民地大学？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港大未来的政治地位和发展方向，京港各界都对此拭目以待。 中国政治讲究“格”——规格体现了一个机构或个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所享有的待遇和地位。中国政府对于大学的百年校庆有既定的处理规格。为中国培养最精英人才的两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享受特权。被俗称“两校”的北大（ 1998年）、清华（ 2011年）百周年校庆，官方活动均包括最高领导人亲临校园致贺、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盛大庆典、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庆典实况及当晚的专场庆祝文艺晚会，以及国家邮政局发行纪念邮票等殊荣。京外最高级的国立大学获得的规格则略有减杀，但至少包括最高领导人致贺信及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京参加庆祝大会，中国邮政亦间或会为个别京外大学百年校庆发行邮票以资庆贺。 但 2011年香港大学的百周年庆典则是一个尚无前例的情形。港大自 2011年 5月起就开始筹划邀请一名国家高级领导人出席百周年校庆，主要目的之一显然是要明确港大在新的主权体系和国家高等教育版图中的地位。就北京而言，港大尚属一所“体制外”的大学，但因位处中国境内又学术声誉崇高，给予其何种待遇既是对港大地位身份的初步确定，亦是北京作为主权者对于香港上层知识文化界，乃至香港社会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表达。兹事体大，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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