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研究》：
梁启超的种种见解言之凿凿，似乎很有道理，而革命派在论战中却显得说理不力。梁启超所谓革命会导致帝国主义干涉从而瓜分中国的预言倒是没有出现，至于革命欲得共和而反得专制，确是被不幸而言中了。当然，梁启超的“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的主张客观上有其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清政府已腐朽不堪，积重难返，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Reform或Revolution的历史使命。其实这一点梁启超也不是不知道的，百日维新时的光绪皇帝之开明早已成为历史，清政府早已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梁不止一次讲到清政府是天下少有的恶政府，“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岂让革党，而无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凡以此也。”在他看来，只是因为“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瓜分中国时”，不如要求政府实行开明专制才欲取此并非上策之策。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他说：“吾十年来，日夜竭其力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出。”“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为吾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虽然，盖吾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贻我中国以难题。”他感叹道：“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能为役也。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苦思有得，乃更以献也。”梁启超为现实种种矛盾所折磨，无法为拯救中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案，与其说是他个人之可悲，毋宁说是近代中国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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