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
　　新文化运动直接质疑了儒学传统的时代价值，提出儒学已经难以作为支持现代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宣称：“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民国丛书》第一编《独秀文存》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47页。我们知道，时代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潜在力量，每个时代自有其较具独特性的时代精神。从文化上来看，时代精神是一定时间内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性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体现在大多数人的精神选择趋向上，往往以某一种思想学说主张作为其象征。牟宗三先生曾提出：“文化意识，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有时向上，有时向下，有时是正，有时是反是邪，这种曲折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此亦叫做‘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气’。”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6页。“历史精神，文化意识，乃一民族之生活承续所必然呈现者。”同上书，第9页。历史地来看，儒学正是牟宗三所指的这种“历史精神”或者“文化意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必然呈现者”。儒学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主流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识，引导着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但这一情况在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儒学不复被人们视为时代的精神动力，反而被视为阻碍时代前进的绊脚石，传统儒家崇尚的很多曾经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变成了须要重新审视的对象。在现代性视野里，儒家以何种姿态自处为“好”，儒家观念中哪些是“好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儒家观念又该如何成为“好的”，这些问题总是不断地出现。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了，时代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大陆，儒学又一次呈现复兴的趋势，而新文化运动也时过境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性精神与儒学的纠缠，如何看待儒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如何是好”式问题，随着儒学的再次复兴，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命题。
　　一、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命运的转折
　　儒学作为主流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识，自西汉以来，虽间或有佛道的袭扰，但其在精神上的主导性地位几乎很少受到质疑。如所周知，晚清以降，儒学究竟还能不能担负起民族心理的职责，儒学还能不能作为精神与文化动力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序列，这个问题逐渐成为困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迷思，而新文化运动更是将“儒学是否适应现代生活”“儒家还有没有好的价值”之问题以极为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并对其做了近乎否定的回答。
　　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指出：“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梁启超的这句话颇能代表新文化运动时期批评儒家的知识分子们的心态。陈旭麓先生曾总结道，新文化运动是“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这场带有摧毁性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旧伦理及其人格化代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42页。。所谓“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现实”，就是当时袁世凯、张勋等人都曾假借孔子来搞帝制的复辟，以及当时遗老遗少们的复古主义等。在这一社会现实乃至上溯至鸦片战争以来的国家衰弱现实的刺激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等吸取了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了儒家的传统。陈独秀曾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陈独秀：《孔教研究》，《民国丛书》第一编《独秀文存》卷一，第626页。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是刻意要诋毁历史上的孔子，而是认为儒学已经很难回应现实问题，反而还被人利用以抵抗现代潮流，故而，必须反对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判断和批判等因素，也有儒家传统确难回应现实的现代性问题等深层次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对儒学展开的猛烈抨击，为当时及后来思想文化领域内有目者所共睹，鲁迅更是以“吃人的礼教”一词对儒家文化贴了一个形象的标签，为人所熟知。如果说，科举考试和帝制的废除摧毁了儒家赖以生存的制度化条件，那么新文化运动则从思想上对儒学做了更为彻底的清除，从那时起，儒家传统声名狼藉，厄运不断。以“文革”为代表的运动式破坏，更是对儒学的命运带来了几近毁灭的危机。
　　新文化运动往往被人们称作是中国新的诸子百家时代，是新的思想解放、人文启蒙的时代。胡适曾经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来形容新文化运动胡适曾在五四运动39年后的1958年5月4日做过“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最好，该演讲见姜义华主编的《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85页。，瞿秋白1925年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称新文化运动顶峰的五四运动之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化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划时代”。作为“划时代”事件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从政治革命层面来说是恰当的，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界定的。比如说，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就是对汉语书写的一次革命性改造，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本模式，是20世纪以来汉语文学创作及其他各种汉语书写的源头。虽然，新文化运动后来逐渐由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革命，但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实施了对儒学的全面打击。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看来，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替代儒学传统成了新的时代精神。
　　如胡适等亲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人物所言，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进程的影响至大至重，为现代中国从引进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文化运动的方式缔造了民主、科学、自由、进步的新统。这一传统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或者精英文化中，20世纪重要的学科、学术、思想、文化的革新和变化基本上都会溯源到新文化运动。同时，随着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壮大，并将新文化运动之顶峰的五四运动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还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源事件之一，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以传统为批判对象的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民主、自由、科学等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导致信奉这些现代性观念的人对儒学传统逐渐忽视。概括地讲，即使是部分知识分子对儒学传统还心存留恋，但理智上大多还是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从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由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精神启蒙历程似乎完成了对儒家传统的颠覆，儒学似乎已经彻底被时代抛弃，不能担负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但历史远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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