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之上：人类学西南研究的视野拓展与田野实践》：
一、别样的凉山：从“异域边地”到“抗战后方”
1928年秋，杨成志先生雄心壮志单骑入凉山开展田野调查，一时间竞成为中国学人不甘落后西人，为开辟科学研究的新学田和实现国家的民族团结而时刻准备奉献生命的典范事迹。在这则令人闻之振奋的“新闻”后面，实则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初期，凉山虽处中国西南腹地，却仍为一个神秘莫测的异域，是一个被外界想象为难以深入的、充满危险的边地。
然而，在不到10年时间，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面对当时国家准备长期抗战之需要，在改造边疆与建设后方之形势下，凉山这一貌似“化外”之地的“独立王国”却已变为抗战大后方之一部分，从而开始一个被纳入现代国家之行政版图的过程。在这一被“国家驯化”的过程中，凉山彝区作为一片未知的“新边疆”和急需建设的新后方，吸引着外界的各种目光。抗战时期，基于稳固边疆、建设后方，以及凉山彝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等诸多考量，当时中国的各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以各种方式组织了多支科学考察团深入凉山腹地，如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先后于1936年和1939年两次组织“四川民族考察团”深入凉山腹地，著名学者马长寿在这些考察之后形成了《凉山罗彝考察报告》；1939年，中央庚款董事会组成的“川康科学考察团”派一部分成员经西昌、过凉山、到雷波；1940年，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边政专修科的江应樑先生得到中国边疆建设协会的协助和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的支持，逆大渡河进峨边、屏山，而至马边人凉山，后出雷波而达金沙江岸进云南，历时百余日，后完成《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的写作；1941年，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调查团”由昆明出发经滇西至西康再达西昌，考察凉山的森林、矿产及民俗，是当时唯一步行穿过大小凉山的考察团，随团调查的曾昭抡教授后于1945年出版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1943年，时任燕京大学成都分校教授的林耀华得到中国抗建垦殖社、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一燕京学社3个机构的支持，历时87天深入大小凉山腹地，并于1947年出版了《凉山夷家》。可以说，抗战时期正是外界深入彝区，通过种种实地考察来认识这片神秘边地的一个黄金时期。将抗战时期外界对彝区的实地考察与研究论述放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到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国族建构与国家建设之努力的一种深化与延续。在知识界兴起的对于边疆边民之研究兴趣，正是国族建设中确认国家疆界与划定国民范畴的一种国族话语形塑和国家观念实践的关键环节。而这一工作的时代紧迫性则体现于两方面：一是中国社会急需适应从传统帝制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情转变”；二是急需应对列强蚕食分化中国疆土的种种“国难危机”。也正是在两种迫力之下，中国学人的彝区研究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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