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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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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506090667
  • 作      者:
    郑永年等著
  • 出 版 社 :
    东方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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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核心观点:
  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摆脱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重新构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上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出现“库多智少”甚至“有库无智”的情况。
  中国现代智库的建立有西方智库、苏联智库、中国传统的幕僚制度等多个历史来源。历史上,中国的幕僚机构既服务于地方官员,又可以同时效忠于中央政府,并且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进入中枢政治。因此与西方智库的外部多元主义不同,中国智库具有“内部多元主义”的传统与特征。
  中国新型智库必须具有“中国问题”意识,所生产的原创性知识必须具有现实性,能够解释、理解中国现象,诊断中国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要求智库做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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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
  包括学术类作品: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作品: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再塑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路线图》
  《重建中国社会》
  时政评论类作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中国改革三步走》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情感和意识形态》
  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全国20家高端智库之一,是一个独立、非盈利性、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提高公共决策水平和公共政策质量,为效益更好、效率更高和更加公平的中国公共政策而努力。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有: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改革: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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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是针对中国当前“智库热”进行的“冷思考"。本书从世界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厘清中国智库的独特之处,并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能够建设什么样的智库、中国智库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新型智库等问题。本书强调,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摆脱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重新构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上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出现“库多智少”甚至“有库无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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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郑永年这个名字,近年来频见于报端,多年来积累的观察经验和学术研究,令其观点言论句句能够直击国内问题痛点,也因此频频出出现在各类论坛和讲座。在IPP,随处可见的八个字“国际视野,中国情怀”也是对郑永年的注脚。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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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知识体系缺失的严峻局面
  首先应当意识到,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看,我们面临着知识体系缺失所造成的严峻局面。从内部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知识精英都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说,针对精英群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治理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治理成本在迅速提高。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感。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了,中国已经相当开放。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也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世界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早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
  “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再者,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在另一端,也有一些人敌视西方,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到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国家学习,或者向西方国家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当然,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结果就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而生存。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客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橘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苹果”(中国)。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地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和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高度制度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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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第一部分内部多元主义视角下中国智库的历史与理论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改革共识与智库兴起: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决策制度的变迁与政策过程中的智库
第二部分外部多元主义与内部多元主义:国际比较
国家自主性与智库类型
政、商、学、媒与智库:智库研究中的四界视角
中美智库经费收支比较及启示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经验
第三部分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与问题
中国体制内智库的现状、挑战与出路
中国高校智库:权力谱系与困境生成
社会智库外部网络的“结构洞”分析
第四部分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中的评价体系与创新
智库评价指标的特征分析
大数据与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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