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
　　包括学术类作品：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作品：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再塑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路线图》
　　《重建中国社会》
　　时政评论类作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中国改革三步走》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情感和意识形态》
　　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全国20家高端智库之一，是一个独立、非盈利性、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提高公共决策水平和公共政策质量，为效益更好、效率更高和更加公平的中国公共政策而努力。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有：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改革：困境与出路》

　　本书是针对中国当前“智库热”进行的“冷思考"。本书从世界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厘清中国智库的独特之处，并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能够建设什么样的智库、中国智库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新型智库等问题。本书强调，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摆脱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重新构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上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出现“库多智少”甚至“有库无智”的情况。

　　郑永年这个名字，近年来频见于报端，多年来积累的观察经验和学术研究，令其观点言论句句能够直击国内问题痛点，也因此频频出出现在各类论坛和讲座。在IPP，随处可见的八个字“国际视野，中国情怀”也是对郑永年的注脚。
　　——南方都市报

　　知识体系缺失的严峻局面
　　首先应当意识到，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看，我们面临着知识体系缺失所造成的严峻局面。从内部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知识精英都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说，针对精英群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治理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治理成本在迅速提高。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感。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了，中国已经相当开放。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也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世界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早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
　　“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再者，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在另一端，也有一些人敌视西方，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到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国家学习，或者向西方国家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当然，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结果就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而生存。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客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橘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苹果”（中国）。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地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和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高度制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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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第一部分内部多元主义视角下中国智库的历史与理论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改革共识与智库兴起：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决策制度的变迁与政策过程中的智库
第二部分外部多元主义与内部多元主义：国际比较
国家自主性与智库类型
政、商、学、媒与智库：智库研究中的四界视角
中美智库经费收支比较及启示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经验
第三部分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与问题
中国体制内智库的现状、挑战与出路
中国高校智库：权力谱系与困境生成
社会智库外部网络的“结构洞”分析
第四部分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中的评价体系与创新
智库评价指标的特征分析
大数据与智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