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一种生存论的分析生生不息：一种生存论的分析
生存论哲学对于传统的西方哲学来说是一次解放，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黑格尔（Hegel），一直都在传统的哲学概念和范畴中打转。哲学作为一种理性框架实际上带有强烈的希腊色彩，以至于海德格尔（Heidegger）说，哲学说的是希腊语。西方哲学想表达自身的生存论经验也深受其苦，于是有了一场现象学―生存论（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ism）的哲学革命，它通过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将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通通悬置起来，从而显现出其生存论结构（existential structure）。现象学“朝向事情本身”的口号，使哲学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哲学概念和范畴，使回归生存论经验的研究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关于“此在”、萨特（Sartre）关于“自为”与“为他”、莱维纳斯（Levinas）关于面对他者的生存论描述，在在显示了现象学―生存论哲学的革命性。这些关于生存论结构的描述对于分析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下的生存论结构非常富有启发意义，它使我们可以把关于文化传统的论述与一种生存论的经验剥离开来，对一种文化传统进行生存论结构的阐释，实现一种更为普遍化的阐释。
一、“向死存在”的生存论分析
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中，他对于“死亡”（death）的论述构成了《存在与时间》中对于“此在”（Dasein）分析的一大篇章。当海德格尔试图对“此在”作出一种整体性的勾勒时，“死亡”问题，或者说“向死存在”（Being towards death）成了海德格尔把捉这个问题的重要契机。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是“亏欠”（outstanding）着的，也就是尚未完成，而一旦“此在”不再有任何“亏欠”，那它也就“不再在此”，也就是终结于“死亡”。海德格尔揭示出个体生命不可能无限延长这一“此在”的本真特征，“死亡”正是一个节点，它宣示了“个体”有限的整体性存在，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提供了空间。当有人对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何以要从“死亡”出发大惑不解时，有论者将海德格尔的这部分论述称为“世俗化的神学”（secular theology），这恰恰解答了上面的问题。宗教之于人生的最大作用便是提供了人生的意义，也就是从终极处对于我们有限的人生给出解答。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并不在海德格尔自己身上，还需要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可以说，基督教对于生命的理解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于生命意义理解的一个原型。这种生命理解的特点在于对“死亡”有着强烈意识，对于末日审判有着强烈期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死亡”乃是生命的消逝，是生命从生存到不再生存的关节点。“死亡”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始终是哲学和宗教的深思对象，更是基督教信仰的主旨，“上帝要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圣经·旧约·诗篇》：103:4）这一命题表达了基督教的根本愿望。死亡作为生命的大限横亘在生存道路上，必须借助耶稣基督才能予以克服：信基督就是为了得永生。生命在此世必定会结束，那么我们如何关注死后生命呢？灵魂会去哪里？肉体如何消散？在宇宙漆黑茫然的背景中，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人对于生命最根本的焦虑。只有上帝才是人们唯一的救赎，是人们死后生命的保障，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赎者。在这幅生命图景中，生命在死后的延续非常重要，这也是此世生存的意义所在。死亡是一个关节点，更确切地说，是两段生命之间的连接点，死前生命和死后生命之间的桥梁。“死亡”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永恒主题，柏拉图（Plato）说过，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意思是说哲学是在为进入“死后生命”作准备。可见“死亡”主题也正是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的切入点。
“死后生命”以永生方式超越了生命的有限性，赋予时间中的生命以永恒意义；同时通过“死后生命”的中介（“爱上帝”），道德（“爱邻人”）找到了它扎实的底座。但尼采（Nietzsche）的“上帝之死”振聋发聩，当生命的理解不再有上帝保障，其冲击力可想而知，最为稳固的基座发生动摇，世俗化社会势所必然。因此在上帝之后，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对于哲学家来说责无旁贷。这里悄悄地发生了一种转换：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重视“死亡”的范型将转化为现代社会对于“个体”有限性的生存论理解。尽管海德格尔从其生存论本身给出了引出“死亡”概念的线索，但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把“死亡问题”视作一种理解生命的切入点，只不过海德格尔将着眼点从“死后生命”转向了“死前生命”。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哲学以死亡作为理解生存的根本出发点，并提出了一种对于死亡的本真性理解。通过“此在”对于“死亡”的“畏”（anxiety），揭示出“此在”生存论的整体性存在（Being a whole）。
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Authenticity）的死亡并非人生的一个事件，“此在”并不能在周遭世界中遭遇自身的死亡，因为一旦遭遇死亡，“此在”便不再存在了。“死亡”是“此在”经验的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它不是一种现存在手（present at hand）的东西，不是一种客观对象。这与动物的死亡不同，动物的死亡只是一个有机体停止了它的生命。而“此在”的特点在于对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有着充分领悟，这将对他的整个生存发生根本性影响。死亡使“此在”的任何生存变成了绝对的不可能，它是我们面临着的贯穿一生的可能性。因此海德格尔宣称，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揭示了一种“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结构，这是“此在”最本己的（ownmost）关系，并从根本上把人的生存看作终有一死的生命。不再像基督教那样通过“死后生命”来寻找生命意义，而是要在有限生命中确立本真性的生命。
“死亡”作为“不再在此”（no longer Being there）的可能性，帮助海德格尔揭示了个体“此在”的完整性、有限性。因为“本真生命”只有面对死亡，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可能性，并向自己或向世界“筹划”（project）着去实现在有限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海德格尔重视死亡，是为了凸显“未来”作为可能性的存在，是为了凸显某种期望和谋划，以死亡为限来求取对此世生命的筹划，这就是海德格尔在论述“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时所谓的“向死存在”的说法，以此他勾勒出“此在”生存的整体性，是“此在”具体生存的每一个瞬间所构成的整体；但这同时也显现了“此在”的有限性，在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持续中，最终要走向终结。这是“此在”生存论结构最根本的特征。死亡从根本上来说是生命的终结，是不能抓住的，是陌生的、不可预见的可能性，但必然到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强化了生命之流的这种“断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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