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统的当代承续》：
一、发达国家、地区人权外交自我服务的外在表现
当今的世界体系，发达国家的富裕、进步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落后之上的。发达国家通过掠取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可以使自己的民众能够有较高的收入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从而较好地满足民众的经济需求。经济上的需求得到满足能够有效地使民众的价值偏好多元化，使民众倾向于理智、和平地参与政治活动，降低了民众以集体暴力行动表达自己意愿的可能性；并且，经济上需求的满足，使民众更加注重表达自由，同时，对于因为表达自由带来的社会矛盾，发达国家可以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通过经济手段解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财力的限制必须以强制性手段解决的问题。在政治上，发达国家因此看起来比发展中国家更民主、更自由，发达国家也因此才可以奉行自由具有当然的优先性，政治权利优先于社会、经济权利的人权观。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造成了世界性的流动性短缺。在希腊，年轻人的失业潮引发社会骚乱，几乎要爆发革命。而且，骚乱又有向法国、甚至全欧洲蔓延的趋势。这场危机终于以相对来说比较残酷的形式，将所谓普适的人权保护模式的重重面纱彻底揭开。在发达国家没有财力支持一个自由具有当然的优先性，政治权利优先于社会、经济权利的人权观时，在表达自由带来的社会成本国家无力承受时，发达国家会怎么办？“稳定压倒一切”将是发达国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护模式本来就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差别只是人权保护模式的经济基础，以及由不同的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人权保护模式操作性的差异。这就是说，所谓“普世人权观”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一样，只不过是由国家的具体条件决定的，是特殊的而不是普世的。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为什么以自己的人权保护模式为标准批评其他国家呢？
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是普选制，这种选举体制以公民的选票实现了对无止境资本积累一定程度的约束，从而保证了发达国家的长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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