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谢泼德（Jim Shepard），美国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威廉姆斯学院创意写作课教授，已创作七部长篇小说及五部短篇小说集，作品常见于《格兰塔》《大西洋月刊》《纽约客》《巴黎评论》等重要文学期刊。小说集《正如你了解的那样》获得美国短篇小说奖（Story Prize），并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品主题常围绕“道德被动的代价”，通过细查大量历史档案及非虚构材料，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生动还原。

《恶童安伦》是他*新也是*著名的长篇作品，其中的关键人物医生科扎克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均有历史原型。在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的同名纪录片中，科扎克被塑造成无惧生死的基督式形象，为争取儿童的生存与权利奉献了毕生的心力。

男孩安伦和家人从波兰的一个村庄搬家到首都华沙时，只有八岁。他个头矮小，整天闷闷不乐。在德军的占领和犹太警察的严酷管制下，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困苦，他们寻求更好生活的机会消失了。在犹太区与饥饿、虫患、疾病和死亡相伴，安伦从小学徒变成了走私头子。渐渐地，他在乎的人都在远离。母亲在黑暗的病房里悄然离世，安伦失去了*后的依靠。

寒风凛冽的冬日大街上，老医生科扎克把安伦捡回了福利院，和上百个他救助的孤儿一起，继续生活。科扎克常带着安伦挨家挨户地上门索求帮助，为每个孩子争取活下去的权利和生活的尊严。在老医生身边，男孩安伦的人性被唤醒。1942年夏，德国士兵闯进孤儿院，将两百名儿童塞进火车，运往纳粹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集体屠杀。科扎克不顾个人生死，努力抓住孩子们活下去的机会，他坚持与孩子们待在一起，直到生命的*后一刻。

科扎克能够透过艾伦坚硬的外壳，看到他的勇气与同情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小说引起了读者的沉思与猜想：如果谢泼德用科扎克的声音来讲述这个故事，那小说会展现出怎样的丰富性？但是，作者选择了儿童艾伦简洁且有限的原始视角，这实际上是更为困难的，尽管我也很想倾听安伦所无法企及的科扎克的声音。——《纽约时报》

大师之作。一个关于“英雄主义的复杂性”惊人而直率的故事，激发着每个人心中愈发磅礴的勇气。——《华盛顿邮报》

值得一读，美而震撼……吉姆·谢泼德多年以来“*伟大虚构作家”身份的再次显现。——NPR

将一个与历史毫不相关的默默无名的男孩写成一个鲜活的充满同情心的生命，这个被纳粹仅仅视为一个没有价值的数字一般犹太男孩，反过来驳斥了纳粹的暴行。还有比这更好的写法吗？安伦的视角同事也是一面镜子，反射着犹太聚集区的人们的恐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纳粹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中，犹太人就像脆弱轻信的孩子。——《卫报》

在那个孤儿院中，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想象一下，当你十岁的时候，你所有的家人都死了，而你自己一个人待在你一个完全被毁灭了的地方，所有人都在说，“很抱歉，我没有更多的食物了”。人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这个地方被炸毁了，这个人被炸毁了。我讨厌这一切”。想象一下你与科扎克这样伟大的人在一起，你却无法感谢他。想象一下你就是那个人，你给一个圣人制造了这么多灾难。我觉得我完全能体会到那种感受。——《赫芬顿邮报》

“我知道你从来没许诺过我什么，”斯特芬太太说，“我躺在那里，醒着，骗自己说，斯特芬你这个傻瓜，这些都是你该得的。”
“即使是*美妙的假设也仍然需要确证。”科扎克对她说。
“我只是坚信，一个人收获，是为了更好地给予。”她说。
“那什么是爱呢? ”科扎克问。“是不是只有值得爱的人才能得到爱?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爱得够多了? 怎样才能学着多爱一些呢? ”
房间里充斥着烟味和体味。 窗户上糊的纸又松了， 屋里的灯光透了出去。
“你爱过谁吗? ”斯特芬太太问道。“七到十四岁之间我一直都在爱着别人，”科扎克回答道，“不过是跟不同的女孩。”
窗玻璃响了起来。科扎克像是在听风的声音。他打了个哈欠。“我总是在想，如果长得好看一点会怎样，”斯特芬太太说。“我跟每个人说，斯特芬常提醒我，自己够惨了，还让一帮人跟着变得更惨。”科扎克说。
斯特芬太太小声说了什么，科扎克让她重复一遍。“总是感觉孤身一人，也很艰难。” 她回答。
科扎克没有说话，斯特芬太太看着自己的手。我身体太久不动，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科扎克终于开口了。“孤独还不是*糟糕的事情，我倒更在乎回忆。”
斯特芬太太站起身，穿过孩子们的床，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我常提醒自己，不该索求什么的，”她说。“但到了现在，‘自我’依旧让人矛盾。”
透过微弱的灯光，连我都能看得出她的难过，可科扎克并没有在意。“我无能为力，” 他说。
“总是你在放弃、拖延、取消，然后取代，”斯特芬对科扎克说。科扎克坐了起来，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我透过望远镜来看自己的感情，”他说。“他们就像极地上挨着取暖的一群人。*开始有人咳嗽，我很心疼，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会想也许我们都会被传染，他会让我们把剩下所有的药都用光的。”
斯特芬太太说对不起，让他赶紧睡觉。
“我存在不是为了被爱，而是想有所作为。”科扎克对斯特芬太太说。
“圣人下旨，上帝执行。”她说。
“我只是在尽力而为，” 科扎克说，“上帝也许不想执行法令，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遵守。”
“要是有人违反律例，我们该找谁的责任呢? ”斯特芬太太问。
“别尔季切夫的以撒拉比，应该传唤上帝到拉比法庭。”科扎克回答。
“我想我们再也找不到能好好吃饭，永远安宁的地方了，”斯特芬太太说。
“有时候我会想:别睡着。”科扎克说，“再多听十分钟这些孩子们的呼吸。听听他们的咳嗽声，听听他们的吵闹声。”
“是啊，”斯特芬太太应和道。“我就是那么做的。”
“我们就是活着的墓碑，”科扎克对斯特芬太太说。只有在以色列，才有孩子们的婴儿车和生长的绿色植物。”
斯特芬太太发出了声响，好像是科扎克拍了她一下。听到她下楼，科扎克便躺回了床上。
……
科扎克回头看了看那些孩子们，斯特芬太太站了起来，走上前去。女孩们捏着她的裙角，科扎克伸出手，斯特芬太太紧紧地攥着。兹格姆丝和米特克红着眼坐在那里，满脸悲伤。“我尿裤子了，”兹格姆丝对我说，好像对他而言这是*糟糕的事了。火车车厢旁，人们又开始喊叫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科扎克说。“每四个人站成一排。”
我大哭起来，身子不停地颤抖，不知道自己嘴里说着什么，直到有人把我的手从脸上拿开。是科扎克。“别哭了，”他说。但我还是止不住。
“我还从来没让你看过我的《儿童权利宣言》，”科扎克说。他身后孩子们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男孩女孩都排成队站好。兹格姆丝在扯自己的裤子后面。他旁边的一个黄警哭了起来。
“我全身上下不剩一块好的地方了。”科扎克自言自语。
他弯下身子，低得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他把手放在我的脑后，额头贴着我的额头。我还在哭，他的脸被我的眼泪弄湿了，但是他越靠越近。“孩子有权利得到尊重。 孩子有成长的权利。有生存的权利。有悲伤的权利。有学习的权利。孩子也有犯错的权利。”科扎克对我轻轻说道。
……
关于雅努什·科扎克和他的员工以及孩子们，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生命的*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战争结束之后，有段时间人们传言科扎克、斯特芬太太还有一些孤儿被救了下来，在波兰的很多村子都有人见过他们。总之，关于这件事情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说法还是，他们于1942年8月5日被赶到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司令员威尔弗里德·艾贝尔博士曾向其上级报告说，当时特雷布林卡因为课税繁重而陷入一片混乱，人们一来到这里就能看到堆成山的尸体。因此，在被押送到毒气室的路上伺机逃脱是几乎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