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爱尔兰裔美国诗人、作家。194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1974年接手家族在密歇根州小镇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开始了殡仪员生涯，直到今天。此外，林奇还任教于韦恩州立大学殡葬系，并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教授创意写作，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教授“耶稣的生平、教义及其文化影响”。他的诗和散文常发表于《哈泼斯》《伦敦书评》《纽约时报》《纽约客》和《巴黎评论》等著名刊物。另著有《殡葬人手记》（The Undertaking）、《动与静的身体》（Bodies in Motion and at Rest）、《幽灵及其他》（Apparition & Late Fictions）等。

　　从70年代初起，托马斯·林奇开始与生活在爱尔兰的族人取得联系，三十五年间他数十次横跨大西洋，往返于爱尔兰和美国两地。林奇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回溯它的历史与故事，检视自己的生活，也思考族裔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

　　在《往来于故土之间》这部半似回忆录、半似文化研究的作品中，林奇写到了他那操爱尔兰口音谈起美国梦的曾祖父，晚年为了土地权益不惜与政府为敌的远亲，还追忆了自己与酗酒的斗争、曾经的女权主义生活以及喜忧参半的婚姻……其文字特质始终游弋于殡葬人与诗人这两重身份之间，笔调轻松幽默，始终贯穿深刻的哲学思考。

　　第一篇：

　　走走停停

　　我走上通往莫文镇的沿海路。一直到我无法再前进，这段路上的风景一再重复。海中的岛屿我从没有在任何此地的照片中见到过。我因此知道自己在做梦。

　　这是一个清晨，我已经坐了一夜飞机。空气闪烁发光，露气浓重又新鲜。我安全抵达，这是我此行的最后一站。

　　到处翱翔俯冲的海鸥是死者的魂魄，它们在风中飞跃起来，展开翅膀向我打招呼：诺拉和汤米，我的父母亲，玛丽·马洛尼和她的兄弟西恩，有时是山姆·科廷，约翰尼·希基，佩吉·伯恩斯和西尼·伯恩斯，赫德曼兄弟，丹尼·高曼，康特·林奇，那个独眼男子，粉色皮肤的科林斯姐妹、布赖迪和梅，以及她们的哥哥派特里克—他是个招人喜欢的舞者。

　　有时他们在我的梦里跳舞，音乐是《喀里多尼亚》。他们的靴子踩在石地板上的踢踏声同上升气流中的音乐混在一起。他们中有安德鲁·麦克马汉和派特里克·穆雷。还有J.J.麦克马汉的先人约翰·乔。都是一群位列仙班的人，姓霍的、姓沃尔什的、姓德洛克雷的、姓奥迪亚的、姓帕迪·马拉尼的，还有汤姆·科林斯和凯瑟琳·科林斯的已故的儿子—他被走岔了的拖拉机夺去了生命。他们都在岛屿之间盘旋飞舞俯冲。海水上升，一片银蓝，海鸥随处飞舞。

　　眼前的一切再次变得鲜活，变成我熟悉的风景。圣井和主教岛，采石场和起伏的悬崖，最远处是快到登里基那条路的转角，那里可以看见整个西南方逐渐收窄的陆地，一直到半岛的尽头的卢普角。我驻足在此眺望，聆听。“三个八”1那年，就是在这里，我的几个同姓族人在为院子或晚饭采海草时被怪浪卷入海底。这里有一块新竖立起的石碑，标记着二十几年前两个从科克来的男孩骑摩托车跌落悬崖的地点和时间。诺拉曾经在信中提及这个悲剧，她告诉我：“他们事前喝了酒。”

　　有时我梦到我最小的儿子西恩正画着那幅穆雷岛的图，穆雷岛是一块十四英亩见方，高出海平面两百英尺的巨石，我在岸边看着它，总觉得它像一头灰色巨鲸从海中冒起。据说那几个可怜的溺水农民以前曾在岩石上放羊。他们划着小圆舟到达倾斜的西面石坡。这是我在梦中听说的吗·现在那里基本上停满了栖息的鸟类。西恩站在一堆乱石之中，石堆是登里基古堡的残垣。他带着画板、颜料和刷子。他的姐姐希瑟站在高高的草丛里拍照，他的两个哥哥迈克尔和汤米正在悬崖边垂钓。鲭鱼弄皱了柔软的海。玛丽则在屋子里沏茶。这幅画现在就摆在壁炉架上，西恩画它的时候正和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时一样大。从那时开始，这条沿海公路便开始在我的梦与醒之间反复出现。

　　这条路向下延伸入莫文镇，经过渔夫的小屋，一直到高林村的废墟，路面之下有一条小溪流过，流到礁石之下入海。从P.J.罗彻家的烟囱飘出袅袅炊烟，他家的母马和小雌驹在高林村边的田野里吃草。我在山脚左转，重新走上那条窄路，经过田野、牧群和邻居们的房舍—马哈尼家、穆雷家、基恩家、麦克马汉家、卡莫迪家、道恩斯家、另一幢卡莫迪家的房屋。终于到了离海一英里的这座房子，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站立在这房子门前：我的家。

　　当我从这些梦中醒来，海鸥低吟被鸟雀啾鸣取代。不再听得到大海咆哮，耳畔只有早晨交通的嘈杂。不见水壶只见咖啡机。我登录克莱尔调频电台的网站等待诺埃尔·福格蒂播报午间新闻。正好是密歇根州米尔福德上午七时。节目内容包括世界新闻、国内新闻和本城新闻，本城新闻则包括天气预报和讣闻。在战争新闻、香农的示威、恩尼斯交通拥堵、晚间无雨的天气预报之后，是“克莱尔调频十分抱歉地宣布以下死亡消息”。诺埃尔的声音得宜又冷静。最新的死讯中有一条：“迈克尔·穆雷，西莫文镇居民，遗体已从基尔基的莉莉丝殡仪馆被移送至卡里加浩特的圣玛丽教堂，之后被送往莫亚塔墓地。愿死者安息。”

　　愿上帝怜悯他。迈克尔是一个安静正派的人，他在莫文镇最西头耕作几亩土地，田里长着高高的干燥牧草，还有一头弗里斯兰奶牛。之后他把这些都交给儿子P.J.。退休之后他在路边建了一座小屋和妻子玛丽共度余生。我常常在散步途中看到他粉刷花园的石墙，或者和孙子在院子里劳作，要么在悬崖边检查围栏。我们会小聊一下便各行其道。去年4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走在通往海边土地的下坡路上，他要去那看看初生小马放牧的情况。真是典型的莫文镇男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牲畜在一起，阳光被傍晚的云阻隔，这片世界西边的无垠的大海在他面前变成银色。

　　我和我的妻子玛丽，通过莉莉丝殡仪馆的约翰·豪沃德和玛莎·豪沃德，向迈克尔的妻子玛丽和其他亲人送去了鲜花和慰问，我们“对他们的麻烦2深表遗憾”。

　　我翻了翻现在和以往过期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数了数，三十几年来，我在密歇根的家和莫文的家之间来回了三十几次。两个地方共同造就了我看待世界的眼界和对自我的认识，我对人生和时间的全部认识都要归功于这两个地方。在密歇根我是底特律西北郊区的殡葬人。在莫文镇我是一个常来写写逛逛的美国佬，是从前住在这里、现已离世多年的老妇的亲戚。从前这两处对我来说是迥乎不同、相距甚远的两个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只是同一幢房子的不同房间，同一个家族的不同分支，不同地区爱尔兰口音说出的同一种语言。

　　回归的仪式始终如一。我总是先在基尔基稍作停留采买零碎物品，我会买最新的报纸、火柴、面包、牛奶和茶。中央商店的玛丽昂会告诉我最新消息。

　　“克里斯蒂娜·克兰西圣诞节过世了，当时她还在厨房桌上写贺卡。她是个多好的人。葬礼办得很大。”

　　“我想应该办得很大。”

　　“还有年轻的盖布里埃尔·麦克马汉，他今年2月去世了，可怜啊，癌症，留下了一家子亲人。”

　　“我在《爱尔兰先锋报》上读到了，真让人难过。”我在欧克里街角附近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走，然后驾车沿着“西尽”滨海公路行驶，直到路左边出现“景区路线”的标牌，从那里开始上坡，经过最后一排新房子，开上莫文镇最北边的沿海公路。此处的风景对我来说总是新鲜，这块棱角分明、寸木不生却长满厚草的土地向下垂落入海，承受着风雨浪潮。我一直记得第一次和上一次来到这里所见的风景。我现在停下脚步，哼着小曲，念着诗，背着老话里的词句，几乎像做礼拜那样自言自语，好像虽然我只身一人，却并不形单影只；尽管此刻我离家千里，却一样又回到了家，好像我身处于此这件事有着超越事实的意义。我给这座房子带来种种改变，我的先人和我都先后来到这个屋子的门口，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这证明诺拉·林奇说对了，她曾说我们“只是走过生命”。

　　我正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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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贝尔法斯特商谈伊拉克的未来，关于那个被侵入的国家的敌对各方如何在“敌意”被停止之后重新聚到一起来。神职人员召集信众上街，政治人物发表长篇大论，各大媒体公司涌入，报纸记者安插其中。

　　“仇恨，”总统说，“复仇和历史应该被放下，来换取和平和繁荣的未来。”他说爱尔兰人已经作出了榜样。他从来没有来过贝尔法斯特，也从来没去过伊拉克。

　　他当然说得很好听。谁不想要那样·让我们忘记过去，试着善待彼此。

　　但说真的，我只是想回家。我在机场已经等得太久，旅行得太久，飞得太久。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等着搭飞机。

　　同样在候机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从洛杉矶来的靓丽女士，她也在听着无处不在的闪烁屏幕里传来的丑恶新闻。实际上她来自密歇根，实际上她也来自贝尔法斯特，她也是路过此地。

　　“我出生在贝尔法斯特。”当新闻提到贝尔法斯特时她说。她小时候搬到了加拿大，然后来了密歇根，之后又去了洛杉矶，她昨天从那里飞往底特律，飞机因为冰雹迫降在奥黑尔机场。她要去底特律参加她儿子的二十一岁生日。他生在密歇根，现在也住在那里。

　　我们都在等着叫到自己的名字。早上七点和九点半的飞机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们寄希望于十点五十五分的那一班。

　　“我出生在贝尔法斯特。”女士说。

　　“我在克莱尔有一座房子。”我说。她让我想起我最小的妹妹，一样的草莓色金发，一样的满脸的雀斑、蓝眼睛，一样漂亮的方脸。

　　“是吗！”她问，“克莱尔哪里·”

　　“靠近基尔基，在西边。一幢细屋罢了。”细这个形容词是我从阿尔斯特和苏格兰的朋友那里学来的，不少爱尔兰北部的家庭是从那里移民来的。另外我还习惯在形容词之后加罢了而不说“只是一个细屋”，哪怕这算不上是爱尔兰英语，也肯定算是一套大西洋中部句法。说起爱尔兰我就会这样说话。

　　“我听说西克莱尔的海边很美。”“很美，”我说，“真的很美。”

　　她离开贝尔法斯特的时候还是个十岁的小女孩。那是1964年，她的父母应该亲眼目睹了她口中的“墙上的手写的字”。

　　她说她发誓永远不教自己的孩子去仇恨。因为她小时候曾被教导过仇恨。

　　“不敢相信我父母竟然教我这个，”她说，“太疯狂了，这很伤人。”

　　仇恨是她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一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母亲这么跟

　　我说，‘那些眯起来的眼睛。’”“谁的眯起来的眼睛·”我问，“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哦，天主教徒。”她说。

　　“懂了，懂了。”

　　“我叫罗琳。”她说。“我叫汤姆，”我说，“很高兴认识你。”

　　罗琳曾有一个天主教徒朋友，一个叫艾琳的女孩子，和她住在同一条街上。她们一直很处得来，罗琳父母也没说什么，直到有一天罗琳跟着艾琳去了艾琳的“教堂”。她父亲听说她去了天主教堂，就狠狠揍了她，就像有的家长因为小孩闯入人潮拥挤的街道会大加责打一样，只是他父亲揍得更狠。

　　“就好像我在那里会‘感染’上什么一样，”现在罗琳说着当年事，还是会因为此事的不公平而难过，“天啊，这种仇恨到底是哪里来的·”

　　她的目光移向拥堵着的滞留旅客。“最好能赶快回家。后天就要开始上班。”“保持信念，”我这么告诉她，说得好像我自己有信念一样，“你一定来得及赶回家吃上晚饭。”“我儿子出生那天雪下得好大。学校都关闭了。真神奇，1982年4月，二十一年了，好像就在昨天一样。”罗琳不带一点爱尔兰口音，她讲话像电视新闻播报员。“我从来没有教他去恨别人。”

　　双子塔倾倒六个月之后，我受全球最大的犹太教堂伊曼努尔犹太教堂的高级拉比大卫·波斯纳之邀来到纽约。他请我讲一讲《约伯记》。因为在布里克街的旅馆睡足了一整晚，第二天我起得很早，便出门晨走，往世贸中心遗址走去。我沿着百老汇街往南走到福顿街，那里搭起一座观景平台，人们可以越过教堂街看到敞开着的世贸大厦伤口。有时游客人数可达两万五千人，他们排着队好像参加守灵的哀悼者，只是为了看一看。人们非得亲眼看看不可。最新修建的斜坡让人们可以排队沿着圣保罗礼拜堂走上去。这座教堂的庭园里留着18和19世纪留下的古墓碑。乔治·华盛顿曾在就职典礼后来到这里祈祷。这是曼哈顿岛上历史最悠久且被持续使用的公共建筑。观景平台朝东搭建，每一批可以容大约二十人从那里观望不存在了的双子塔。那里从很多意义上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负空间。空气中回荡着相机快门声。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遗址工作，在这个洞里，在这个巨型的开放的公众陵墓里。一发现“什么”，挖掘就暂停。一件包着旗帜的横躺的东西被从洞里抬出，抬进一辆救护车。挖掘继续。人们可以从一条木栈道走回百老汇街，栈道的一面墙上按照字母顺序列着死者姓名。从高登·M.小阿莫斯开始，以伊戈尔·祖克尔曼结束。其中有姓穆雷的，姓麦克马汉的，姓科林斯、基恩、科廷、马洛尼、马霍尼的，都是我在莫文镇邻居的姓氏，还有远远近近其他镇上的人的姓：多赫提、多兰、多伊尔、克罗蒂和克里。就像这些死者一样，哪里都有爱尔兰人。我在这名单上找到姓林奇的人，与我两个儿子同名的名字赫然在列：肖恩和迈克尔。我数了数所有姓林奇的人：法雷尔·彼得·林奇、詹姆斯·法兰西斯·林奇、露易丝·A.林奇、迈克尔·林奇、迈克尔·F.林奇、另一个迈克尔·F.林奇、理查德·丹尼斯·林奇、罗伯特·H.林奇、肖恩·林奇和肖恩·P.林奇。总共十人，其中债券交易员一人、物业经理一人、股票经纪一人，还有救火队员和警察，以及一对在建达公司(CantorFitzgerald)工作的移民兄弟。一个五十多岁，两个四十多岁，其他都三十多岁，正值人生盛年，但那个星期二上午八点四十六分到十点二十八分发生了那场疯狂屠杀，这些人都魂断于这座岛最南端这十六英亩屠场中。遇害者中只有姓史密斯的比姓林奇的更多。总共有十二个姓史密斯的死者。姓凯利的也有十人，他们中有一个詹姆斯，一个约瑟夫，一个理查德，三个汤姆斯。姓墨菲的十人：雷蒙德、约翰乔、爱德华、凯文，我读着读着感到奇怪，没有叫迈克尔或肖恩的。总共有六十四个姓氏以“Mc”开头：麦卡利斯、麦考特和麦克斯文尼。四个欧布莱恩，四个奥康纳，一个奥卡拉汉，两个欧姬芙，一个奥格迪，一个奥哈根，一个奥谢，一个欧尼尔。天哪，都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姓氏。实在令人伤心和凄楚，宛如《约伯记》里的一页。

　　我从三合板做的死者名单墙沿着教堂街往南走，走到自由女神像以南，来到三一街，溜进那里古老的三一教堂，高教会圣公会，戴尔丽德·古德教授正在主持晨祷，她正讲着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应该取得和解。当时我想起来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才问题重重。对犹太教徒来说《约伯记》是真的。

　　……

001 前言：走走停停

009 介绍：日常生活民族志

037 帕特哥

065 相同却相异

105 遗产:与希拉·德瓦莱拉的通信

131 年轻神父之死:一位朝圣者的故事

209 爱尔兰偶拾

231 大恨小屋

267 上帝保佑姐妹们

285 东鳞西爪

299 几位爱尔兰诗人及其他诗人的诗作

351 尾声

355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