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男，一九三○年十一月生，江苏徐州人。喜写稿，乱投稿，偶发稿，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任《山西文学》主编。一九九四年退休。一九五五年在《光明13报》首次发表评论。其后不断在报刊上发表短小评论文章，没有什么影响。后来出过小册子，计有《（野草）艺术谈》（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文坛边鼓集》（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不料STYLE现在又成为流行语，但它当年并不流行。曾用“高岸”笔名写小说，出版过《世界正年轻》（长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依旧多情》（长篇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近十余年，目力不佳，只能写千字文，在许多报纸副刊上发表，在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上也有一些，随写随忘，无足道者。成集者只有《世味如茶》（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稍有影响的论文有《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文学评论》，一九八一年四期），偶为人道及。

　　著者有厚实的学术功力和当代的思想，书写的很好。他说，用“丧家狗”“绝非污蔑之辞”，只是说明当时孔子的生活状况；孔子之谓圣人，是后世人弄出来的，当时他并不走运；他喜欢活的孔子，而不喜欢那个死后成为圣人的孑L子。我想到，这些话都是与当年鲁迅的看法极相近。这是一部专著，我不是说它利用了鲁迅的研究，鲁迅只是简单地涉及了某些点。我只是说，鲁迅的论点被七十年代后的学者所认可并延续，而这一代学者常是不满于鲁迅的人。

　　弦上箭未发
　　鲁迅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写成而在生前未发表。不知为什么？
　　鲁迅的文集二十三种（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和《两地书》）里，有二十三种都是由他自己编定，生前已经出版过。只有《且介亭杂文末编》，他编了一半就病倒，在他去世后由许广平编定。此外，有《集外集拾遗补编》是在他去世后，许广平编辑出版了《集外集拾遗》（一九三八）之后，又发现佚文，才编辑出版的。我查看了一遍鲁迅去世后编成的集子里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或在出版物上出版过的。我做了一个统计，《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有一篇是未完之作；有一篇发表在他去世次日，肯定是他生前寄出的。有一序文直接收入书里。未来得及发表的只有两篇，都是逝世前一二十天写成的。《集外集拾遗》有三篇未曾发表过，因为那都是为某些书写的序，该书未能出版，所以序也就压下。《集外集拾遗》中的未刊之作较多，共十五篇。不过这十五篇，一篇自传是为某书而写，但书未出，自传也就不好发表。此外，大都是写在书上的题跋，也许原就不准备刊出的吧。另有小资料一则，不像是完整的文章，也无标题。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有一篇，这一篇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它值得注意，首先因为这文章很重要。一九三五年一月周作人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弃文就武》，说当作家没味道，可以不谈文事了，而自己原来是学海军的，谈海军自觉倒还比较内行。于是他大谈其海军，主要是说中国海军力量无法和日本海军对抗。周作人的调门同《独立评论》的调门是一样的，无非主张对日妥协、退让、求和，对中国的抗日抱悲观态度。因为周作人说到他打算弃文就武，这引起鲁迅的警觉。鲁迅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指出凡打“为文学而文学”旗号者，最后必然走到这一步。鲁迅这一篇，犀利沉重，正如郁达夫所论，是可以“以寸铁杀人”的。然而这篇文章始终未发表。周作人文章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鲁迅此文推断起来，当作于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去鲁迅逝世尚有一年多的时间。鲁迅为什么不把它发表出来？
　　我揣想，鲁迅以为那半年多，周作人已经受到了进步舆论界过多的攻击。原因是周作人五十岁时作《五十自寿诗》，引来他的许多朋友的和诗，一九三四年四月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上大肆宣扬，于是文艺界大哗，纷纷着文写诗予以责难嘲讽，骂他是消极颓废，一时声势颇为不小。鲁迅却有不同意见。一九三四年四月和五月，鲁迅致友人书中都说出自己的这种意见。他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显然，鲁迅在此时不想再射周作人一箭。据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向周作人转达的鲁迅的意见，其中有云：“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鲁迅是不赞成的。这大约可算主要原因。另外，鲁迅文涉周作人时，从不道其名，也不引其原话，因为这可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或供无聊文人作谈资。此文却引用“弃文就武”一语，原是周作人的文题，避也避不开，这也该是原因之一。此外，鲁迅信中说当时已有人欲将亡国之责归于文人的言论，他自然不愿为这种倾向提供口实，并指出一个周作人来做靶子。周作人后来成为汉奸，他当时还无法看到这一点，周作人当时也只是一个思想消极的著名作家，像他那样的作家，后来成为爱国抗日者也不少。鲁迅的弦上箭因此没有射出去。然而鲁迅为什么又写出此文？因为“弃文就武”一词似乎预示着某种将发生的行动，然而后来周作人也只此一说而已。过几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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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与书相关》序
第一辑 书与书外
知青一代渐与鲁迅接近
弦上箭未发
苏雪林与鲁迅
林语堂有主见
明遗民“应酬”清官场
散文谱系待梳理
散文最要平常心
当年人说散文
文章喜家常
开卷细赏文林“晚”
走向《纽约客》
最早的“保护”言论
食新麦，乐何如
字纸与手纸
另一种“自爱”
还有“第二梁任公”吗？
“门下走狗”最深情
蔡姬荡舟之戏
中国洗浴之始
盥洗岂小事哉
余英时：解诗颇师陈费恪
陈寅恪眼中的“汉圣”杨树达
陈寅恪的“损之又损”
文稿·稿费·干薪
狷介之士
吴宓、张荫麟：相同的婚姻悲剧
虎皮·虎粪
也来说“龙”
说“迹人”
当“二流作家”也不易
……
第二辑 书外与书
第三辑 书秤·文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