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行人对日本声音中心主义传统的批评，德里达曾在杂志上作出回应，称自己从来都认为声音中心主义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只有逻各斯中心主义才是欧洲特有的传统①。
本文想探讨的，是柄谷行人在这样一篇颇富批判性和启示性的论文中所表露出来的思考与思想性话语秩序之间的关联性，尤其要谈及作为这一秩序之产物的“现代性”对中国认识的图式化。对中国认识的图式化，不仅日本有，在中国的近现代中也同样存在，只是前提和内容有异。之所以如此入思，是因为笔者对柄谷行人作为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所表露出来的与近代以来的思想史话语的关系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抱有极大兴趣（这一现象有着其普遍性，因此自然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思想史话语）。思想性话语秩序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想象和中国认识这一类话语的权力性（意识形态性）。这一类话语在无意识中的沉淀、延续至今，形成了某种语言秩序。而重要的是人们往往置身其中却丝毫不觉。因此对此进行探讨本身有着高度的思想史价值。从本章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后现代的思想者是如何解读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话语的。所谓的思想史，某种意义上说无非是解释的连续体。
在这篇批判日本民族主义的论文中，柄谷行人的批判由始至终都在几个对立项中进行。这对于一篇在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写就的论文来说也许是犯忌讳的。作为理论家的柄谷行人对此应是敏感的。但问题是这些对立项已在话语历史的秩序中被潜意识化。对这一潜意识化的探讨，正是上面所述“思想史意义”的所指之一。换言之，这一些对立项的设立仍属于日本近代对中国认识的话语史的范围。遗憾的是，柄谷行人未能从中完全跳离出来，其批判性因此被减弱。这一倾向，其实在几篇论文中都很明显，这将在下面谈及。
在《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开篇伊始，柄谷谈到近代欧洲的民族与俗语的关系，他用类比性的手法，将“罗马帝国”对“欧洲诸国”这一对立项依样类同于“中华帝国”对“日本”、“汉字”对“日语”这些对立项，并得出“无多大差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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