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亭子间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摸索，沈从文创作了大量作品，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不仅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而且是那些描绘社会人生苦难、展示湘西健全的生命形态的小说。一个执着于现实人生的作家，不可能沉迷于那些虚无缥缈的远古传说，一个不断探索的作家，会把已往的创作作为前进中的“过程”，绝不会停留在“过程”中。读者的反应和批评家的话语，也许对沈从文放弃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撰写有一定影响，但最根本之点在于沈从文艺术追求上的高度自觉，失败了就另换一种方法再来，做对了也绝不停留在已有的小小成就上。作家是遵循自己的人生思考和审美理想，来不断开拓自己的艺术天地的。
长期研究沈从文的一位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对于沈从文之所以喜欢强调湘西人民民性强悍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由于“压迫使湘西人民性格带来反抗的精神——即或是野蛮的反抗。被迫进了山的遭蹂躏的百姓的智慧，或许不见得是‘睿智’的一种形式，却更像是一种反射性的诚实，天生麻木迟钝，和他们固有的质朴。对于沈从文，这就是‘生命’，充满了原始活力的‘生命”’①。沈从文反复赞颂这种顽强的蛮性力量，当然不是歌颂愚昧和暴力，而是出自一种改造虚伪、愚弱的“国民性”的真诚思考。
沈从文虽然也是中国“这老大民族中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在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因此“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①。但是这份蛮野气质并不能当作“火炬”，去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粗犷的人物再多，只不过是给地方武装或军阀队伍增加一些冲锋陷阵的勇将，或者经过多年厮杀，有幸自己成了一方要角，不过是在山大王、团总、司令之类名目中占有一席，或者用不了几个回合，就会在公开的战争中或暗杀阴谋中送命。他们根本无法改变“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的身体”，反而只会加剧这种腐败的过程。缺乏科学理性的灌输，没有一种精神火炬的引导，原始性的野蛮力量，不可能推动社会前进。沈从文当时还没有这种明确的理性认识，只是一味地在与大都会的虚伪、腐败对比中，去赞颂家乡人的忠厚、质朴和勇猛、强悍，到了30年代中、后期，随着阅历的增长和视野的扩大，他不再为“家乡人”的顽固、保守、负气感到自傲了，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的小说作品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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