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小说中的超叙述比晚清为少，那么，五四小说中的次叙述更少，而且，五四小说中的次叙述往往用间接语说出，而晚清的次叙述绝大多数为直接语。间接语转述的次叙序比较自然。
例如，鲁迅的小说《祝福》，叙述者“我”遇到祥林嫂，祥林嫂问“我”死后有没有灵魂存在，使“我”非常纳罕。在一个雪夜“我”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于是“我”回想起所知的祥林嫂的一生，大多为听各种人物所说的传闻，这些段落大都用间接转述。这样，避免了晚清小说直接引语套直接引语造成的戏剧腔。
鲁迅作为五四小说最重要的技巧家，在其作品中试探了分层的各种可能性，即把人物转化为叙述者的各种方式。
上下显身式：《在酒楼上》叙述者“我”遇到一个昔日朋友吕纬甫，吕纬甫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讲述用直接引语转述出来，因此二层叙述都是第一人称显身式；
上隐下显式：《幸福的家庭》写一个人物写一篇叙述，其中他自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
上下隐身式：这种结构似乎更为自然，第三人称叙述中的一个人物讲述他人的故事，例如《祝福》中卫老婆子讲述祥林嫂第二次婚姻的经历。
至于晚清小说中见到的上显下隐式（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冷眼观》中可见到的第一人称超叙述“我”听各种人物讲别人的故事），却再也不见踪迹，这是因为晚清作家用此种形式来串接逸事闲谈成一书，而五四小说不再用这种形式。
所有上述的叙述者与人物关系——叙述角度，转述语，叙述分层，本质上说都是叙述主体的分割问题。在中国小说的形式演变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主体下移运动，从叙述者主体移人人物主体，这运动到了晚清，给叙述者造成无法忍受的压力，因此，叙述技巧上的问题成为中国小说发展的动力。但这问题的更进一步讨论还得留给本书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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