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
他登上帝位是雄厚的军事实力、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残酷的政治阴谋三者合力的结果，一切与音乐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且，事实表明，以前历代王朝的灭亡也不是由音乐造成的，远的北齐与南朝的陈代且不说，最起码他所熟悉的隋炀帝就不是因为几首乐曲而灭亡的。所以，尽管前代甚至与他当时代的朝臣仍然会坚持音乐决定政治的传统儒家音乐观，但他亲历的一切现实也表明这只是一种没有可操作性的空谈。不仅如此，他的这种音乐思想得以产生，也与他所面临的特定的政治历史使命相关。作为创国之初的帝王，有许多国家重建工作等着他去决策，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状况都要求他尽快地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更加重要的国家事务上，而不是做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音乐建制。事实表明，他的这种将音乐与政治分离，以政治为中心的观点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新的王朝在他的统治下很快走出贫弊的阴影，逐渐走向稳定与发展，出现了为世人所称誉的“贞观之治”。因此，唐太宗之所以会产生与传统不同的音乐思想，这绝不是一个突发的或偶然的事件，而是历史与现实双重作用的结果。
司马光之所以会对唐太宗音乐思想的批判较之唐人李涪更为激烈，是因为作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之进行审视，从而觉察到了这种音乐思想已经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与李涪及司马光自己所持的音乐思想及政治立场不相符合的。
唐太宗打破乐政一体观念，并且将政治置于音乐之上，对于唐代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就政治而言，其直接带来了为后世所称誉的“贞观之治”，如果没有“贞观之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开元盛世”。就音乐而言，唐太宗的音乐思想直接决定着初唐雅乐的结果，使之最终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历时较短且建制不够深入。唐高祖建立新政权之后并没有立刻着手进行雅乐重建工作，所用之乐仍为周隋旧乐，到了武德七年才让祖孝孙主持此项工作，但是此项工作在贞观二年就已经结束了，前后总共不过四五年时间。其次，在乐律及音乐内容上明显缺少创新精神。它只是对前代已有音乐进行简单的综合，“初孝孙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官，按《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调。”最后，在艺术上也不尽人意。如《破阵乐》原产生于民间，随着唐太宗的登基而进入了宫廷。随后，唐太宗组织乐人和朝臣对它的乐曲、舞蹈和乐词等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它成为唐代著名两大乐舞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受关注的乐曲，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如前文材料（五）乐官太常聊萧璃对之评价道：“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破阵乐》尚且如此，其他所制乐曲的艺术性就更不必说了。造成唐代雅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唐太宗只是将雅乐建制视为新政权成立的一个标志。唐太宗对雅乐建制速度的重视要远远高于对质量的重视。如上文材料（四）中太宗谓侍臣日：“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总结之，唐太宗的音乐思想导致了唐初雅乐的简陋。
三、唐太宗音乐思想的深远影响
由于唐太宗本人在政治上拥有杰出的才能，所以他成为后世帝王们效法的榜样。唐代吴兢《上<贞观政要）表》日：“臣兢言：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平之业’。”这样一来，他对雅乐建制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唐代雅乐的发展。前文已言，唐太宗执政近二十三年，但是只在前两年对雅乐进行了建制，尽管后来有大臣提出重新建制雅乐的意见，但是他并没有采纳。此后的帝王显然继承了他的这种思想。比如盛唐时，“开元初，则中书令张说奉制所作，然杂用贞观旧词。自后郊庙歌工乐师传授多缺，或祭用宴乐，或郊称庙词”、赵慎言在开元八年上书时亦有“今之舞人并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难矣”。比如中唐时，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立部伎》序日：“太常选坐部伎，无性灵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无性灵者退人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