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埃德蒙兹，BBC国际部时事板块纪录片制作人，牛津大学上广实用伦理学中心（OxfordUehiroCentreforPracticalEthics）高级研究员，广受欢迎的通俗哲学写作者与哲学播客主播。

　　约翰·艾迪诺，媒体与演讲培训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法学系，曾任英军俄语专家、执业律师、BBC国际部与Radio4频道时事新闻节目编导与纪录片制作人。

　　围观两位哲学家吵架是怎样一种体验？
　　如果冲突双方碰巧还是宗师级的人物，学术造诣之外还拥有迷人的个人魅力呢？
　　本书讲述的正是两位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之间的一次冲突。1946年10月25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挤满人的房间，发生了他们二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而这次会面并不愉快，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产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剑拔弩张、兵刃（火钳）相见。这一插曲成为了哲学史上的一段传奇，几十年以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本书从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的这次争斗展开，梳理了20世纪的哲学史，是哲学、历史和传记的交织。透过BBC制作人的生花妙笔，你不仅可以走近维也纳世纪之交的动荡和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悲剧，更可以一窥罗素等战后活跃在剑桥讲台上的那群哲学怪咖的生活。
　　读罢此书，你或许会为这本书的文学性感到惊讶，符号化的哲学人物活了起来。哲学史不会记述或者主动错过的，恰恰是哲学家身上有温度、有人味儿的一面。而这些，你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比如“不要试着去拉比屁股还高的屎，”这是维特根斯坦用来形容那群幻想改变世界，比如波普尔一样哲学家的话。
　　他们早期相互敬重与欣赏。在感情上维特根斯坦依赖于罗素，他常常去罗素的房间徘徊不语。“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恶？”罗素一次问道。“都有。”有时候维特根斯坦情绪暴躁起来，罗素生怕他会打坏了屋里的家具。
　　1929年当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罗素，大概是第一位，再次对他倾囊相助的人。《逻辑哲学论》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提交，罗素和他在大学里认识的G.E. Moore充当评审，整个过程可谓敷衍了事。口试阶段，当需问及维特根斯坦论文的论点时，三位考官坐在一起窃议，罗素对Moore说道：“过去，你得去向他提些问题——你是个教授。”整场讨论时断时续，维特根斯坦最后站了起来，拍了拍他考官们的肩膀，说“不用担心。我知道你们不会明白的。”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学年修完，罗素为他徒弟的著作撰写了报告，即被三一学院一次性授予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奖学金。
　　罗素在发表于《精神》(Mind)上，提到维特根斯坦的讣告中写道，“认识维特根斯坦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旅程。”但文章是在《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后结的尾。他们相识的余下三十年里，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著作中记载，他愿意选择缄默。
　　维特根斯坦到1946年已不再相信罗素能够胜任一流的工作了。波普尔去道德科学俱乐部的几周后，维特根斯坦给Moore寄了一封信，“很不幸，（我相信）罗素在那里，招人讨厌。花言巧语且才疏学浅，尽管和往常一样的思维敏捷。”大概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维特根斯坦告诉美国哲学家O.K. Bouwsma他们“擦肩而过但没有说话。”
　　回剑桥后，Moore请求校方不管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论文是否能达到文学学士学位的标准，都要满足他的要求。但却没能如愿：因其未采用适当的格式，必要的序言、脚注，等等。Moore把这个消息带到了挪威。引得了一封使两人分道扬镳的绝笔：“如果我不值得让你为我破例，纠缠于此类愚蠢的细节，我还不如干脆下地狱算了；但如果我值得你去做，而你却没办到——我的天——你可以去死了。”Moore深受打击：他的确曾试图予以帮助。这封信在他的脑子里不绝于耳。这两人再也没有来往，直到1929年，当他们发现正乘同一辆列车从伦敦回剑桥时，偶然相遇令他们多少重归了旧好。
　　在H3房间Ewing参与讨论了多少不太清楚。Maurice Wiles曾向Ewing坦白，他不明白维特根斯坦说的话。“我也不懂。”Ewing承认。维特根斯坦从不掩饰对Ewing的轻蔑，甚至在学生面前也是这样。维特根斯坦关注的唯我论——一种仅以自我认知为主的理论——在先前俱乐部的会议上，他曾引Ewing为例：“让我们全然假设Ewing会思考。”维特根斯坦更直截了当地责难Ewing的著作。在康奈尔的讨论中他引用Ewing的定义“善就是令人称赞的好事。”
　　尽管Broad煞费苦心地忙碌于讲坛，在外面他也津津乐道于各种流言蜚语，在维特根斯坦背后吹毛求疵散播谣言。他承认不喜欢参加道德科学俱乐部。他并非“机智过人也非快言快语，对于这类口头讨论他的用处不大；我也并不打算每周花数小时待在这吞云吐雾的环境里，维特根斯坦准时经受思想的磨难，信徒们也同时愚蠢地对其顶礼膜拜。”192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书里，Broad评论“我年轻的朋友们在维特根斯坦阁下的笛声里向哲学欢呼雀跃。”
　　从这时候起，维特根斯坦痴迷于清苦的生活方式——爱好干净整洁的生活。他的朋友，后来的建筑合伙人Paul Engelmann归因于他：
　　无法抑制地想摆脱掉所有钱财，却给他外在的生活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他的财富也好，领带也好，都想统统弃之而不顾。关于后者（我记得说过）他在早些年还特别讲究，毋庸置疑那精准的品味。但他却从不放弃苦修……[他]散尽大小家产，他觉得这些很卑劣和荒唐。
　　据Peter Munz回忆，从卡尔·波普尔轻蔑的言辞中的确能够感受到一些个人的敌意，因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简直不能看出咖啡馆和壕沟的区别。对波普尔来说，咖啡馆确有象征意义：它代表了富人阶层安逸的生活，轻佻、虚度且思想浅薄。他对以色列哲学家Joseph Agassi——是他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同事——表示过看法，“《逻辑哲学论》闻上去有股咖啡的气味。”
　　维特根斯坦也袒露，自己的思想只是“山寨的”，只是拿来了他人（非犹太人）原创的思想。在他看来，这是犹太人的特性：“就算是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也不过是有才而已（比如我自己）。”他再次被归为了犹太人。同样，在和一位剑桥的朋友Maurice O’Connor Drury谈到宗教感觉时，他形容自己“百分百的希伯来”思想。
　　Hermine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以备不时之需。他同意清算家庭的共同资产——他们大部分的财富——由一家瑞士的私人公司偿还给纳粹。他发起协议的基本原则，为混血儿的身份担保，保障在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安全及福利。他们的安全用了一大笔足额的资金买通了纳粹政府高层：令人惊愕的1.7吨重黄金——相当于奥地利百分之二的黄金储备，1939年交付给了柏林。
　　九点十五分，当Schlick到达哲学教室的楼梯平台时，Nelboeck抽出了一把半自动手枪，他以近距离平射射程连开了四枪。打中了Schlick腿的第四枚子弹，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第三枚子弹击穿了结肠和胃，一二枚子弹直穿过心脏。Moritz Schlick教授当即倒在了血泊之中。今天，在那里仍用黄铜题写着碑文。
　　其中一则，是学术界的同事以笔名“学者（Academicus）”写的，旨在以作者的立场，看待当时恰逢其时的事件，并在暗杀背后告知读者“真正的事实和动机”。公众应当明白Schlick是哲学界新新且恶毒派系的代表，是形而上学的敌人，在社会上他得到了普罗大众的支持——包括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共济会员（Freemasons）。这种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否认了灵魂的存在，只把人当做一群细胞的组合。杀害Moritz Schlick的子弹并非由一个疯子的逻辑所支配，而是由一个失去了生活意义的灵魂所导致。现在是时候从致命的侵占势力中挽回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了：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一位著名的先锋派（avant-garde）编辑的信中，详细地说明了《逻辑哲学论》的论点：“该书的论点是道德的……我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摆在这里的，外加所有我还没有写成的。而恰恰第二部分才是关键的部分。”
　　尽管Carnap对维特根斯坦总是言听计从，他的固执，礼貌的言辞以及对维特根斯坦如何从假设X和Y得出结论Z深刻的探寻，以学究的偏执来看，一切都是应付了事。“如果他没有嗅到什么，我也帮不了他。他只是没有鼻子罢了。”最后的决裂发生在Carnap出版了他的杰作《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后。维特根斯坦指控其剽窃——一个他总能察觉到的罪名，Carnap因在书后对维特根斯坦致以鸣谢，让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和解，“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我的苹果，但我在乎他说这是我给的。”
　　波普尔给《无尽的探索》的一章定名为“谁杀死了逻辑实证主义？”佯装同情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恐怕我得对此负责。”然而，他抱怨的原因是《研究的逻辑》在另一个二十五年间没有以英文出版，因为他来自维也纳，与维也纳学派一样同许多这样的问题斗争，英美的思想家会把他当成实证主义者。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都不能逃避学派的影响，尽管他俩都从未属于过这里。
　　那时候在伦敦政经学院的一位作家兼记者Bernard Levin——波普尔的一位崇拜者——的回忆佐证了这个观点：“一天，在讨论会上，一名学生提出了某种观点，其措辞大大缺乏连贯性。这位哲人皱了皱眉，直言不讳：‘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这位倒霉的同事涨红了脸，改述了他的见解。老师说：‘啊，我现在清楚了，我觉得这是些废话。’”学生们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甚至是一些社会人士，冒然含糊地引述其提问之后，都会极感焦虑，直到承认他们的错误并致以歉意为止。“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波普尔焕发出微笑。照Joseph Agassi的话，“每次演讲课都是虎头蛇尾，因为一些傻瓜的无礼而受到波普尔的惩罚，整个气氛急转直变，从一片祥和到剑拔弩张。”
　　这位波普尔也为朴素的生活开开小灶，他特别喜欢维也纳菜肴。喜欢牛肝、酥煎土豆片、凝乳布丁、炸苹果饼、一种叫做皇帝松饼（Kaiserschmarrn）的特别的奥地利糖饼还有巧克力蛋糕。他巴不得靠瑞士巧克力过活。这也许弥补了他曾经被剥夺的青春。但和Hennie一起生活，这样放纵的机会也不多。她对食物和社交不感兴趣。一些人明白也原谅了他性格的怪异，作为他对妻子爱慕的表达，因为妻子对维也纳永恒的向往已经万念俱灰，最终患上了犹豫症，并有意让自己与世隔离。很想看看伴随着成长的苦行和隐居的波普尔与他喜爱的失去了自我的妻子之间会有怎样的碰撞。他的童年似乎缺少怜爱的温暖，至于成人：他给朋友讲他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过他——他也从未用嘴唇亲过他的妻子。连睡觉也是分开来的。
　　1925年8月，J.M. Keynes和他的新妻Lydia Lopokova在英国的苏塞克斯（Sussex）度过了两周的蜜月，恰逢维特根斯坦到此进行一次短期的访问。Keynes的传记作者Robert Skidelsky讲述：“Lydia毫不含糊地向维特根斯坦谈到，‘多么漂亮的一棵树。’维特根斯坦瞪了一眼她：‘你这是意指了什么？’Lydia突然哭了起来。”为缓和对他妻子的冒犯，Keynes还向维特根斯坦付了小费，而不再提到Lydia。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他最后一位医生的妻子Joan Bevan时，是在他从美国归来后不久，她说：“你去过美国真是太幸运了，”他只是简单粗暴地答道：“你说的幸运是什么意思？”
　　在建造中，维特根斯坦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个待讨论的问题，但他对细节的把控毫无争议：门和窗框、窗钩、可用作艺术品柱基的太过对称的直角暖气管，还有天花板高度等等。其结果也是完美无缺的：整个设计就是一场胜利，严谨而简单、平稳而协调、均衡而雅致，有着和谐的本质。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对建造者和施工人员来说也是一场噩梦。“我仍能听到锁匠问他，有关一个锁眼的问题，‘告诉我，工程师先生，一毫米在这里那里真是如此重要？’在他说完之前，维特根斯坦就铿锵有力地回道‘肯定！’那人吓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匈牙利出生的亿万富翁，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是波普尔的学生，受他老师的启发，把他的基金命名为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以表敬意。
　　1970年5月，在BBC的电台采访里，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身后出版的著作大加中伤：
　　如果拿枪对着我，叫我说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里有什么异议的地方，我得说，“噢——没有……”确实，我只是不同意他的首创性。我指的是，我并不否定他说的那些话，因为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得承认，这本书甚是乏味——简直是无聊至极。
　　实际上，他的回答平淡中也饶有兴致。Joseph Agassi谈到：“要说哲学家们唯一讨厌谁，那就是维特根斯坦了，但没有什么比投向他更能表达对他的衷心。”波普尔用语言上的兴趣和清洁眼镜打了个比方。语言哲学家大概觉得语言本身是有意义的。严肃的哲学家认为，清洁眼镜目的在于使佩戴者能更清晰地看这个世界。
　　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发起的新思想把剑桥哲学拖入了乏味和浅薄的死胡同。后来，他写到维特根斯坦II派“完全不知所云。他那些值得肯定的学说与我无关紧要，予以否定的又没有充足根据可以证明”至于《哲学研究》，“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整个学派都在其字里行间里找寻着智慧。”
　　在他的《我的哲学的发展》(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里，罗素无视维特根斯坦后来的观点，其认为日常语言状况良好，我们的哲学烦恼仅仅是困惑，是语言的痉挛：“现在才明白，我们试图理解的不是世界，而是句段而已，大家认为所有的句子都能算是准确的，哲学家说出的那些除外。”在其他地方，他谴责维特根斯坦用常识贬低了自己。罗素认为，冒充常识的，是那些现实中常有的偏见和习惯的肆虐。他论证，如果维特根斯坦正确，那么哲学“对词典编撰者来说，顶多只是帮了个小忙，而最坏的，则是一场茶桌上的消遣。”当罗素和波普尔在1946年10月25日，也就是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会议四小时前享用着下午茶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哲学上的事远不是这么简单。
　　听了这些，波普尔回复：“我仍然怀疑‘柏拉图’一词只是3W的婉称，即怀特海（Whitehead）、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威兹德姆（Wisdom）。”
　　总之，维特根斯坦这一时期的笔记里显露出了全然不同的哲学思量——例如有关复杂的颜色词的语法——以及深刻的私人要务。就个人而言，维特根斯坦开始注意一个叫Ben Richards的医科学生。当维特根斯坦辞去了他的职位，次年搬到了爱尔兰，Richards也跟着去了那里。维特根斯坦催促Richards阅读美国的犯罪小说。就在会议之日，他用在小时候学过的代码——A=Z，B=Y，C=X等——像标准德语一样书写自如，他画到，“我有一样东西在B（Ben）手上。它无法长久……不管会不会用完……我不知道，能否忍下这般痛苦。恶魔编织了这些枷锁，紧紧地拽在手里。生与死的大权在其手中。”
　　Richards不大可能有这样一种关于他的“东西（a thing）”。维特根斯坦想象的人际关系比平常的更有含义。没有迹象表明Richards曾是同性恋（他后来结了婚）。不管怎样，在道德科学俱乐部会后，10月26日，维特根斯坦继续这一同样的旨趣，思索爱的意义：
　　爱情是价值连城的珍珠[原文如此]，捧之在心，而不会用任何事物与之交换，你可以把它奉为至宝。此外，如果得到了她的芳心，这一无价之宝[原文如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认识到它的重要。你懂得从宝石之中汲取了什么。
　　火钳事件两年前，罗素因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教授仕途受阻，从颠沛的美国回到了剑桥。一位天主教的母亲，得到教会的支持，声称罗素的教义对她的女儿造成了难以言表的伤害。这位女士的律师从罗素的作品中引证，夸大了其在法庭上的言辞，形容为“淫荡、猥亵、污秽、色情狂、催情、亵渎、狭隘、虚伪和道德沦丧。”可笑的是，罗素因此失去了教授一职。但罗素在不久后发表的《意义与真理的探求》(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列于封面的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资格证明，在最底，一句歪斜的附言“司法宣判，不配担任纽约市立大学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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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钳
2. 回忆的组成
3. 魔力
4. 学徒们
5. 第三人
6. 教员
7. 维也纳的漩涡
8. 宫殿里的音乐会
9. 曾是犹太人
10. 波普尔读《我的奋斗》
11. 算不上犹太！
12. 小维特
13. 维也纳的谋杀
14. 避开学派的波普尔
15. 喷灯
16. 可怜的富家子弟
17. 成功的轨迹
18. 有困惑的问题
19. 困惑大过问题
20. 贫民窟老板和宠物厌恶者
21. 火钳续篇
22. 整理头绪
23. 都应该拿奖
年表
附录——时代文学增刊书信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