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织绣品的传统科技与美学》:
(二)历代刺绣演变
刺绣纹饰缘起于缝纫、编结的方法,大体上经历了夏代以前的萌生期、商周时代的成长期、汉唐时代的发展期、宋以后的完善期的四个阶段。刺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帝舜令禹(夏)在衣裳上作画刺绣了(尚书·虞书)。夏代的绣品,尚是珍稀之物。据《管子·轻重篇》:“昔者桀(夏末代帝王)之时,女乐三万人,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段或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在夏末“文绣纂组”一段,约可换取1250斛,可见其价值之昂贵。
商周时期,由于周代对冕弁衮衣“章(纹)服制度”的确立,上衣下裳规定了绘画和刺绣的纹饰,用花纹来表示人的贵贱、尊卑、等级差别,刺绣品的色彩、花纹纳入了“礼仪”制的范围。当时织花(绮、锦)还不能表达其花纹仿制的复杂性,故仅能用绘绣的技法较灵活自由地显示衣裳纹饰的效果。官府设立“典妇功”、“画缋”等官职管理绣工匠师,专门从事王室贵妇织绣衣料的制作。《周礼》:“凡绣,亦须画,乃刺之。”《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五彩备,谓之绣。”“画绣二工共其职也。”“设色之工五,画绩钟筐慌。”《左传·成公二年》:“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折断、执针、织纴百人。”《国语》:“齐襄公,陈妾数百,衣必文绣。”《说苑》载,“晋使向叔聘吴,吴左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送行。《诗·唐风》:“素衣朱绣。”《诗·秦风》:“黻衣绣裳。”这些记载说明,周代的刺绣品生产已有相当规模,是贵族广为服用的高级衣料。
从商周出土的刺绣品实物可知。以丝绣(文绣)为主体,已出现缔(麻)绣,毛绣等新品种。刺绣纹饰已从商周初期单色几何纹向战国多色花卉纹、动物纹发展。以单排、双排、多列的锁链绣针法,再现龙凤纹等较复杂纹饰的质感。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绣衣,就有朱红、棕红、金黄、土黄、钴蓝等十二种绣线,以单排、双排、多排的锁针针法,按纹样的对称、平衡、留白、铺色等组合,设计布局大型化,使创新的蟠龙飞凤形态优美,进入了浪漫楚风的审美领域。绣品的另一特色是齐平绣针法在周初出现。如新疆哈密五堡出土的直平针毛绣,湖北望山沙冢楚墓石字纹锦上波纹钉线绣,均体现了线理绣纹古朴劲美的艺术效果。
秦汉时期是刺绣品的重要发展期。朝廷王室贵族“衣必文绣”,官府专设“织室”“令史”“服官”等机构生产绣品供王室官吏等衣裳和装饰品之用。同时,还作为赏赐官吏和馈赠的高级礼品,在史籍中有许多记载:
《史记·李斯列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
《盐铁论·散不足篇》:“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
《政事疏》:“白觳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名客者,以被墙。”
《西都赋》:“昭阳特盛,隆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囊以藻绣,络以纶连。”
《后汉书·光武纪》:“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裳。”
《汉书·匈奴传》:汉孝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赠匈奴“绣十四匹,锦二十匹”;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赐“锦绣缯帛二万匹”;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加赐锦绣帛三万匹”。
以上说明,汉代刺绣品需求量很大,推动了民间绣品的生产。《论衡·程材》载:“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郡、楚郡、蜀郡等都是汉绣的著名产地。同时,刺绣品又是纺织品中主要贸易商品之一,其价格高于汉锦。据《太平御览》:“齐细绣文,上价足二万,中万,下五千也。”上好的锦绣比价,竟达二十五倍以上。通过丝绸之路,向亚欧地区传播,在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刺绣品实物上可得到印证。
汉代的刺绣品种和技艺有了新的发展,从各地出土的大量汉绣实物中,以丝绣最为精美,毛绣亦花色繁多。在绣技的针法方面,仍大量用锁针绣,同时,还发展了铺纹齐针绣、环籽绣、贴羽绣等创新针法。刺绣纹饰以反映“天人合一”和“道家神仙”观念为内容,花纹以“吉祥寓意纹”和“写实变形纹”为两大题材。绣线的色彩丰富,注重配色效果,使汉绣在质、色、纹三重组合的绣纹上繁褥富丽,飞动流畅,线理细密,针脚匀整,更富有韵律感和动态美。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中国文化出现了多元融合的现象。刺绣品的用途更加广泛,针法技艺有了飞速的发展,宫廷绣和民间绣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魏书·高帝纪》: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不禁”。
《拾遗记》:“吴赵逵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时人谓之针绝。”
《梁书·武帝纪》:“平关右迁其百工,织室绣房,幽厄其役。”“梁武帝造五色绣裙,上加朱绳真珠为饰。”
《颜氏家训·冶家篇》:“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尤以江东(即南朝)也。”
《隋书·地理志》:“梁州绫锦,青州织绣,广陵(扬州)、润州(镇江)锦,晋陵织绣,会稽吴绫,绛纱。”
《旧唐书·后妃传》:“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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