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之初的惺惺相惜 20世纪20年代初，林语堂留学归国，被胡适引荐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这个时候的北大，可以说是群英聚会，同时也是学术辩论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引荐林语堂的胡适此时已经与鲁迅发生了分歧。林语堂虽然和胡适交往深厚，却出人意料地加入鲁迅领导的“语丝社”。
在1925年的学生游行中，林语堂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在和军警冲突中，林语堂被砖头砸伤额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他的激进行为得到了鲁迅的赞赏，此后，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此时的林语堂热血激昂，鲁迅的赞赏令他非常激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当时刚刚担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互相呼应，表明立场，支持学生运动。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很多文人和学者南下避难，林语堂也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不久，鲁迅也离开了南京，接受林语堂的邀请，前往厦大。
厦门大学的生活，并不十分愉快。鲁迅和林语堂屡屡遭到排挤，在这样的困境中，两人的友情却愈加深厚起来。鲁迅曾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 — 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
此语足以看出两人当时的友情十分深厚。
就在学生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语丝》的成绩也越来越辉煌。但是，鲁迅和林语堂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痕。在武汉的六个月，使林语堂渐渐感到对革命的厌倦。他觉得革命是“吃人的斯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林语堂选择退出，并决定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在自己的文中写道——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不久之后，林语堂和另外几个人办起了《论语》，他喜欢用幽默的笔触调侃生活中的各种小事，这让鲁迅不能理解，他觉得在如火如荼的战斗中，根本没有幽默可言。虽然在思想上出现分歧，但是在私下里两人还是会经常碰面。
这期间，林语堂在《论语》上发表了—篇《我的戒烟》，鲁迅公开批评他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鲁迅说：“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分歧之后，罅隙暗生 后来两人因为政治事件避居上海，都以写文为生的时候，分歧进一步加大。那期间，鲁迅将文字变为“匕首”、“刺刀”，继续不屈不挠的斗争，林语堂则用幽默、小品的文字，曲折地表现自己的不满。
1928年8月底，在一次私人聚会之后，发生了文学史上称为“南云楼事件”。鲁迅在日记中记载道—— 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的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此次风波之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气越来越大，鲁迅觉得林语堂已经无可救药，他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等文章，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
《骂杀和捧杀》 文／鲁迅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 “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 ”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 “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喳！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