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男，1945年生于上海崇明岛。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诗人、作家。著有《抒情诗100首》《徐刚九行抒情诗》，散文《秋天的雕像》《沧海歌》，环境文学《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守望家园》《国难》《长江传》《地球传》《崇明岛传》，传记文学《艾青传》《范曾传》《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等。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介绍的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一代宗师梁启超的传记。从少年时期的天资聪颖、青年时期的广州求学到他北上北平的从政之路、戊戌变法后的流亡时期投笔从戎、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甚至儿女情长等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叙写。

　　引子  一代宗师
　　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
　　梁启超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梁启超对这三个方面的概括为：所谓“智者不惑”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常识和学识的总体智慧，方能不惑”；所谓“仁者不忧”，“仁”字是说人格之完成，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人，因何？梁启超释义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然而何以因此无忧？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正因永不圆满才有永远的创造和新生。“‘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不仅不忧而且自得怡然，“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梁启超的写照。“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既不惑且不忧，又养“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是次讲演之末，几乎是大声疾呼了：“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民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全国人民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这些人当几十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步田地呀？”梁启超情不可抑，吟诵了屈原的几句诗：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脩之害也。
　　……

引子  一代宗师
第一章  神童初出
第二章  万木草堂
第三章  也有风云也有情
第四章  呼风唤雨
第五章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六章  天以任公为木铎
第七章  因为他们，干柴始能燃出火光
第八章  “私有制，乃一切文明之源”
第九章  宪政波澜
第十章  归去来兮
第十一章  身为党魁
第十二章  再造辉煌
第十三章  护国双帅
第十四章  沉浮依旧且远游
第十五章  爱先生与美先生
第十六章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第十七章  情圣梁启超
第十八章  大块文章
第十九章  呼啸清华
尾声  河岳日星
附录  梁启超大事年表
跋  灿烂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