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早年的日记还有相当部分幸存于世，但在这些日记尚未全部公布之前，上述疑问恐怕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解答。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郁达夫所谓的“软文学作品”，并不包括欧美经典名著，而是专指日本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流行文学，特别是“性文学”作品。有意思的是，《沉沦》书中提到和引用了那么多欧美作家，可谓包罗万象，提到日本作家的作品却只有唯一一部，就是《南迁》中“伊人”所读的“一册当时新出版的日本的小说《一妇人》”。据查考，《一妇人》是有岛武郎的长篇代表作，先连载于19u年1月至1913年3月的《白桦》杂志，后于1919年6月由东京丛文阁刊入《有岛武郎著作集》第8、9辑中，恰恰也被归入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性文学”之列，虽然论者同时指出，在描写“灵与肉”的冲突中，《一妇人》对“性爱”的表现还很拘谨，与真正的“性文学”尚有相当距离（参见榛叶英治《明治、大正，昭和前期作家的“性”描写》，收入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92年7月初版《性的文学》）。
郁达夫的文学主张曾受有岛武郎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的《文学概说》部分章节最初发表时，郁达夫就坦率说明：编译“此稿所根据的，是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的头上的几章”，“拾人牙慧，毫无新意”。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有可能受有岛武郎影响，却长期为论者所忽视。我之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这需要细心的爬梳、辨析，远非《南迁》中提到一句就可坐实的。何况《一妇人》一般认为是“纯文学”而不是“软文学”。像相传是芥川龙之介所作的《戴红帽子的女人》和相传是永井荷风所作的《写在榻榻米移门上的小说》等大正时代著名的“艳本”（真正的“性文学”作品），因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私下流传，郁达夫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未必能够读到，看来郁达夫所说的使他心醉神迷的“软文学”还得另行追寻。由于条件的限制，我只能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无力作深入的研讨。但我总觉得郁达夫早期小说与日本当时正在兴起的“性文学”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循此思路查考下去，也许会对近年来相对停滞的郁达夫研究注入活力，开辟新径。我期待着郁达夫研究的新突破。
话扯得太远了，该回到靳飞兄伉俪编选的这部颇有特色的《郁达夫谈人生》上来了。
靳飞兄爱读郁达夫的作品，对郁达夫有独到的认识，这有他的洋洋数千言的《达夫文痕人迹》为证。他根据自己的独到认识分门别类。精心编排的这部选本清晰地展示了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和复杂性格，凸显了郁达夫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一个作家就是那个执笔写作的人，而当他的生活被加以讨论的时候，就像是他的作品的一个译本。郁达夫的作品屡遭严重曲解，他的被人议论纷纷的生活更是成了拙劣的译本。他的“醇酒美人”长期为人所诟病，直至今日，他在1930年代中期的“婚变”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坊间一些浅薄无聊的传记和选本又大肆渲染，甚至把两位早已分道扬镳的当事人的文章作为“夫妻”创作合编成一集，愈加不伦不类，着实误导了不少读者。读一读这部严肃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选本，是可以驱散笼罩在郁达夫身上的许多迷雾的。
靳飞兄在《达夫文痕人迹》中引用了郁达夫1915年秋在东京所作的七律《日暮过九段偶占》，这首颇有情致的诗是我18年前翻阅上海《神州日报》时发现的，全诗如下：偶来闲处得闲行，紫陌凉风解宿酲。树底金铃秋放鸽，城闽笳鼓夜巡营。遥街灯火黄昏市，深巷帘栊玉女笙。稳步不妨归去晚，银河清浅月初明。没想到18年后的今天，我也到了东京，也是在日暮时分，与靳飞兄一起来到景色宜人的九段，边漫步边讨论郁达夫。只是今天的东京早已不是当年郁达夫笔下的东京了，除了本乡东京大学附近据说还有郁达夫当年居住过的“学生寮”和消磨过时光的幽雅的咖啡馆，像九段，以及上野、不忍池等郁达夫诗中吟哦过的所在，虽然仍为东京名胜，也早已面目全非，难以探访郁达夫的足迹了。然而，能在郁达夫生活过的东京，为靳飞兄伉俪编选的《郁达夫谈人生》作序，毕竟是一种新鲜的写作体验，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与本书编者、读者一起共探说不尽的郁达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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