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送拜年帖或骑马或坐轿，清末上海富贵人家拜年先坐马车、人力车；到宣统年间又有了汽车拜年。有钱人貂褂狐裘，高车驷马，“身不觉其冷，体不觉其劳”，虽然日拜几十家，亲自下车递帖的只有几处，其余一律仆从代劳。贫穷人家忙于生计即使过年也没有空闲去行这等虚礼。
最苦恼是上海中等人家，他们大多做小本买卖，对那些生意场上的伙伴，或者经常往来的客户，过年时候决不敢怠慢，但出门拜年只能靠两足奔波，沿门入贺，一天下来已是汗下如雨，筋疲力尽。倘遇上雨雪盈途泥泞载道，上张雨伞，下穿钉靴，四处奔走更加苦不堪言。
拜年虽是个老习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日益扩大，便不断有人想出简化的方法。19世纪90年代上海官场开始流行团拜，这一风气最初兴起于京师会馆。1885年农历新年，正值中法战争之际，浙江巡抚刘秉璋因时局严峻，不允各地官吏前往省城团拜贺岁。《点石斋画报》那一年特作“新年团拜图”，称赞“此举固可敬又可师”。
1909年农历的十月初八，《申报》登出一则印制贺岁名片的广告，只要花上一角洋钱就可定制洋梅红纸的贺岁名片百张，那家叫振华物产的印刷所除了印中国传统梅红名片，也印“外国名片，每百叁角，洋文式角。
金边方角圆角或红纸或白纸，每百叁角至六角，隶字或宋字任诸君选择”，一百年前上海正处在中式名片向西式名片的转型，现如今诸位见惯了白纸黑字的名片，有谁还记得“绕阶名纸拾梅红”的美丽年景。其实名片、贺卡使用古朴鲜艳的梅红，应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画里有话：贺年片有奖销售民国之后新式贺年片逐渐流行，推行这一新事物的是各家出版机构，1918年文明书局发行的贺年信片分绅界、商界、学界、女界和普通等五种，每种都有相应的祝贺小启，词句隽妙得体，不需再费笔墨；贺年片上绘有花草、风景、人物等图案二十余种，式样精美堂皇，每张二分，一打二角。1927年各书局发行贺年片不再设专门对象，唯有花草、人物等图案与双片和单片等不同式样的区分，售价双片为三至二分，单片约一分半到八厘。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各书局都以买二打送一打，或者在整包销售时附赠礼券，如大东书局头奖赠梅兰芳牌香烟十听，或铁机花缎马褂料一件；二等赠獭皮四喜暖帽一顶或金山驼毛绒毯一条；三等赠天韵楼游览券一张。国华书局的奖品更加诱人，一等奖一名，奖品十足赤金戒礼券一只；二等五名，赠德国二磅热水瓶一只；三等十名，赠裸体美女香烟盒一只；四等十四名，赠蜜蜡香烟嘴一只；五等四十名，赠玛瑙弹簧铅笔一枝；小奖送的无非挂历、信笺、铅笔之类。奖品昂贵虽不免为商家噱头，但贺年片市场大，获利厚，竞争激烈亦可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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