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理论模式〖*2〗（一）“愚、穷、弱、私”：对教育对象“民众”与国民性的符号化认知这一时期，社教专家学者对“民众”的论述趋于一致，只是侧重点稍有不同。民众教育、平民教育等均以施教对象来命名，显示了当时学者的旨趣所在。在理论阐述上，民教与平教的倡导者一再强调其“平民”或“民众”并没有阶级的意味，且与民众教育与平民教育的概念相通。他们普遍认为，“民众”也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民众”指的是“全民”，狭义的“民众”意指失学的成人。社会教育实践中，“民众”的内涵并不清晰。有时泛指全民，有时则指社会底层人群。“平民”一词经由晏阳初等学者的再阐释，与“民众”的概念并无太大差异。
对于“民众”的认识与界定，若仅简单分析其广狭义概念，并不利于凸显“民众”的实践内涵及理论建构的逻辑脉络。反而是古楳的论述清晰而又直白，曰：“就现阶段说，无疑的要以一切劳苦大众，尤其是成年的劳苦大众为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再进一步才是社会上的全体民众或全国的民众。否则，无条件的说‘无论男女、职业、贫富、贵贱、受教育与未受教育，上自全国领袖，下至贩夫走卒’都是民众教育的对象，实不免描写得太过冠冕堂皇。”古楳：《民众教育新动向》，3页。 他不仅点明社会教育初始阶段的教育对象，也指出其工作的真正出发点。厘清这一问题，实是分析社会教育理论建构的重要线索和基础。由此切入，才能拨开社会教育概念多解产生的迷雾，其社会改造模式方可清晰呈现于眼前。
正是以“贫民”为施教重点，社会教育推动者在批评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上，给“民众”贴上标签。其中，晏阳初等人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从事乡村工作，有四大基本问题在。这四大问题，虽然不敢说能完全代表农村里千头万绪的所有问题”，但“这四大问题，实在是比较的基本”。“这四大基本问题，也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他，就是愚、贫、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理事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5页。 “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是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同上书，86页。 简言之，在晏阳初等人看来，“愚、穷、弱、私”是中国民众的病蛊所在，更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他们对中国民众的认知影响至深至远，广为社会教育界人士所接受。
民众教育倡导者对此深表认同。他们论及对“民众”的认知时，往往借用平教学者“愚、贫、弱、私”的看法来说明。除此之外，胡适“五鬼乱中华”的观点也常被使用。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提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载《新月》，第2卷10号，1929年12月。 例如，对此问题素有思考的高践四就认为，“中国人有四种缺点：贫、病、愚、私。或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高践四：《过去五年民众教育对于国家的贡献及今后应行努力的方向》，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 。陈礼江也是对此有深入探讨的学者，其看法与高践四如出一辙。他认为，中国一般民众的病源“若用具体的字眼来说明”，“则从前胡适之所说的‘穷、愚、弱、私、乱’（虽胡文未指出五鬼的来源及除掉他们的方法为人所不满，但很可说明中国的现况）五字或定县平教会的‘愚、穷、弱、私’四字，大体可以尽之”陈礼江编著：《民众教育》，65页。 。陈礼江将胡适的“五鬼”简化后，与平教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多了“乱”字一层。职教社黄炎培与江恒源的认识与之相近，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在于“穷”、“愚”、“弱”、“散”。杨开道、章元善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民众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工作内容皆因其对“民众”的认识而定。平教会从原来相对单一的识字教育逐渐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三种，再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平教学者认为要根本解决民众“愚、贫、弱、私”的问题，“非用教育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补救不可。这四大教育是：一、文艺教育，二、生计教育，三、卫生教育，四、公民教育”理事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6页。。平教学者对其工作内容的规定，完全是针对这四个弱点展开的。民众“愚、贫、弱、私”的特点是平民教育理论的基石，其整个理论体系均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
民教学者观点与平教学者如出一辙。他们认为“要补救这四种缺点，或除去这五大仇敌，须使民众有生产知能、医药卫生常识、识字，且有公民常识与道德。至于‘扰乱’这个仇敌，须以民团、保卫团或军事训练解决之。总之，民众教育范围终不外乎生计、健康(或卫生)、文字(或文艺)、公民(或政治)等数项而已。民众识了字，并且有了生产知能、医药卫生常识及公民常识与道德，再加以军事训练或保卫团的训练与组织，便不怕他们不起来共同救国”高践四：《过去五年民众教育对于国家的贡献及今后应行努力的方向》，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 。民众教育的工作范围更加宽泛。除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类外，还常包括家庭、娱乐教育等多种类型。中国职业教育社的学者稍有调整，但基本方向完全一致。它的“试验目标以农民‘生活’为中心，标富教政三位一体口号，以增加生产为致‘富’之手段，以普及教育为施教之目的，以组织团体为训‘政’之办法……它的目标是本着富教政合一主义，改进农民整个生活”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155页，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 。
北平地区民教馆工作人员对民众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不强，由于社会民众的四种病蛊：贫、弱、愚、私。铲除这四种病蛊，非用民众教育去治疗不为功”煦东：《对于社会教育事业使命的一面观察》，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7期，1937年2月。 。“农村社会教育尚未发达，农民愚昧无知，懦弱无能，更加上迷信命运之说牢不可破，一切都不知道觉悟，更不企图解放，所以闹的一塌糊涂！”张阔亭：《对乡村社会教育的展望》，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基于此，他们也赞同知识精英所提出的四大教育方式。明言社教工作“以地方建设为目标，尤其是农村复兴运动，根据语文、公民、生产、健康四大教育工作，从事解决农村间之‘愚’、‘私’、‘贫’、‘弱’四个重大问题”。“实验生产教育技术，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经济基础，进而解决农民‘穷’的问题”；“推广语文教育的领地，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精神基础，进而解决农民‘愚’的问题”；“组织公民教育的团体，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社会基础，进而解决农民‘私’的问题”；“充实卫生教育的设施，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个人基础，进而解决农民‘弱’的问题”崔尚之：《乡村实验区本年度工作计划》，载《时代教育》，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 。也有职员在同一模式指引下，稍作变化。他认为“我国教育程度，低于世界其他诸大国，此乃贫弱之源，人谓中国民众有三大缺点：一、愚，二、穷，三、私。欲医其愚，须施以文字教育；欲救其穷，需要生计教育；欲去其私，需要公民教育”王新维：《民众教育漫谈》，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3期，1936年9月。 。北平市民教馆职员接纳了知识精英对民众的标签化认知。他们不仅认同中国民众愚、穷、弱、私的整体判断，也认为它是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知识精英认为“民众”还有一大弱点，即“向少合作精神，所以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什么团体事业，多办不好。国家政治不良，军人常起内争，都是这个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便是“应当注重团体活动，养成互助合作的习惯，使能参与社会团体生活。并且因为有了团体的组织，可以加强民众的兴趣，使他们乐来受教；可以增高民教的效率，使民众多得切身的利益”许公鉴：《民众教育实施法》，17页。 。这一看法是民教学者极常提到的。高践四感到，“勇于任事、肯负责、能合群，并不是中国民众性之所近的，至少不是他们的习性。他们的习性与社会上的风气是消极、无为、怕事、自私自利、各不相谋。因为有了这许多后边的旧习性，所以不但国族大团体组织不成，就是一村、一乡、一县的小团体亦组织不成”高践四：《民众教育》，14页。。“一片散沙、没有团体、没有民族团体，是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中国人毛病之所在、症结之所在。须从培养民众团体意识入手，使民众有组织团体之能力、兴趣与习惯。因此大家能联合成一大国族团体、民族团体共同去奋斗，方可说是搔到痒处，得其关键。民众教育之工夫当在此处着眼，若舍此而他求，枝枝节节的去做隔靴搔痒的工夫，便永远无从达救国之目的。”高践四：《民众教育》，11页。 他认为要使民众起来共同救国，“须就实地生活需要养成民众组织，并运用团体之能力、兴趣、习惯，引起大多数人民之力量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要养成民众组织及运用团体的能力、兴趣与习惯，使大家习惯成自然，能如西洋人与日本人之能事事用团体力量解决一切。对内对外或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种种问题，都由大多数人民运用团体力量以解决之”高践四：《过去五年民众教育对于国家的贡献及今后应行努力的方向》，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 。而民众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此。李蒸则指出，“吾国民众向来是一盘散沙，只有民族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李蒸：《民众教育讲演辑要》，10页。 。晏阳初也提及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也与农民自私自利、一盘散沙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职教社倡导的“教富政三端”，也以民众团体性、组织性的形成作为主要目标。它认为“教所以救其愚，富所以救其穷，政则化其私、医其散，不私不散乃可结合团体”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5页，上海，生活书店，1935。 。
团体性、组织性的养成也是北平地区民教馆颇为关注的，尤其是在乡村实验区工作开展过程中。如张阔亭认为“农村经济没有组织，而整个农村社会又在家族制度支配之下，一切经济关系，绝不能发展和扩大。所以农村无合作事业来抵抗外来的压迫，而金融活动当然更是谈不到了”。为此，他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发扬团体生活的精神，使人人成为服从公共纪律、运用四权、肯牺牲、能互助的社会一份子，务期达到农村自治、农村合作，而保障农村社会共同利益之目的”张阔亭：《对乡村社会教育的展望》，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
综上，社会教育界对中国民众的认知趋于一致，且日渐符号化。“愚、穷、弱、私”成为中国民众的标签，社会教育理论以此为基础全面展开。当然，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民众”持全盘否定态度。但是，知识精英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仅在论证其工作合法性时才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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