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第5辑 2015）》：
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消除其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必然伴随着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紧箍咒”。但是，现实貌似与理论出现了偏差，西方很多学者鼓吹生态问题的产生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企业不好的“商业行为”。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手段，西方国家能够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环境问题。在我国国内，也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在这些国家已初见端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使得旧殖民体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崩溃，明目张胆地对殖民地国家资源、生态的疯狂开采、占有和破坏已成为历史，但是短缺的国内资源与无限的获利欲望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未放弃对落后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只不过其手段从直接转变为间接、从明目张胆变为暗度陈仓，以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亏欠了严重“生态债务”（Ecological Debt），即“北方工业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所欠下的债务，它是工业国家对资源的掠夺、环境的破坏以及排放废物（如温室气体）而免费占据生态空间等造成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等方式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产品，并将破坏和污染留给了这些落后国家；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对世界公共物品（如公共海域、空气、气候等）的不平等的占有和利用将很大一部分本该他们独立承担的生态债务转嫁给了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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