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约翰启示录》大课讲稿
佩特森的《启示录》解经局部发生过一些变化，对产生于1926至1934年大课手稿的编辑，说明了这点。1926至1934年间主要发生了以下一系列事件：
一1930年，佩特森改宗天主教，他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挑战，并通过报告和文章，在改宗后的信仰中寻找定位和融合。他初来乍到，不免在神学上有“如履薄冰”之感。
一佩特森的职业发生“变化”，他被迫从一位大学讲台上的教授，转变为一位大学之外的自由讲座学者。15年之久，佩特森都未在天主教方面找到与他从前职位相匹配的教职。1933年后，他一直奔走于德国及邻国讲课，不仅出于政治和教书育人的热情，也出于生计需要。佩特森1933年在罗马结婚成家，1934年后孩子相继出世，他必须用讲课的报酬贴补家用。
一德国在政治体制上从魏玛共和国转入纳粹专制。
一最后当然也有学术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启示录》解经在解经学一历史学方面得到发展，这当然与神学发展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也影响到佩特森的神学思想。佩特森在涉及《启示录》大课以外的其他问题时，也探讨过科学一神学的解经问题。（尚未出版的1926年初到30年代的）手稿及相关材料显示，他曾围绕《新约》的教会概念做出很多思考。
凡此种种变化都在《启示录》解经手稿中留下痕迹。因此，无视手稿中种种修改痕迹，仅出版一个底稿，既不可行也无意义。它无法显示作者各阶段的思想变化。因此本书对手稿进行了如下处理：
本书主体部分采用了1934年海德堡讲座前后产生的“终稿”，同时包括该系列讲座的导言“帝王敬拜”。在行文中以中括号形式给出了明显的添加和替换文字。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是哪些话在1934年给海德堡的天主教学者聚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由此也可领略到，在纳粹专制初期，来自宗教方面的对抗如何形成（参略瑟前文）。
对于该部分的编辑，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对待其中大量的删节。-删节一方面涉及解经学的专业问题，一方面涉及对当时某些解经的讽刺和批判。1934年的讲座主要针对非专业人士，因此佩特森很可能出于形式和讲座要求删去了某些过于专业的段落。但很多删去的段落在学术史和神学方面意义重大，不能不收录。此外，把1936／37年的付印稿与1926／27年的初稿进行对比，会发现，佩特森对几个问题进行了明显修正，如两个版本对1：20中“教会的使者”、2：9中的“贫穷”、2：17中的“白石”、2：24（译按：原文误作2：22）中的“放上担子”以及6：9“祭坛下的灵魂”均有不同处理。佩特森在1934年讲座中未涉及这些问题，故有必要给出删节段落。我们把它们放到脚注，用大括号标出。因这样的情况颇多，就不特别标注“删除段”字样。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