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气——“了不得的杰作”
“贵气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着诗人、哲学家、小说家以及神学家、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贵气绝不仅限于物质范畴，也不皆是精神层次，而是某种无影无形，难以界定但却客观存在的东西。贵，不是奢华，不是浪费，不是鄙弃劳力者，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霸气和汲汲营营的算计，更不是朱门酒肉臭的挥霍和嫌贫爱富的势利。贵气之人，做官，不会是贪官或党棍；做领袖，不会是视生命为草芥的暴君；从商，不会是利欲熏心的奸商；做学者，不会是一味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更不会是欺世盗名的伪专家。
贵气一定少不了优雅的形象仪表、良好的言谈举止、整洁的个人卫生、脱俗的生活品格，当然也少不了幽默风度。一个外形邋遢落魄、动作粗鄙、语言鲁莽、神情和思想刻板的人，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必与贵气无缘。然而，社会不乏穿着高贵、举止优雅之人，但其中许多人却徒有空洞和虚荣的大脑。他们就像搁浅在海滩上难以远航的一艘豪华游轮，这样品性的组合着实令人遗憾。人类历史上也永远拥有很多头脑极为缜密、精明、灵活之人，但遗憾的是，他们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生存的厚黑学与钻营之道中。这样的人无论最终拥有多少名利，都像没有方向的“低空飞行物”，犹如海滩周围低飞觅食的沙鸥，无论有多高超的飞翔技巧，都难以领略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的自由和潇洒，这样的人也与贵气无缘。
孔子曾说“君子不器”。拥有贵气之人可以千姿百态，但他们首先是视生命价值为至高之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我们从儿时就熟诵于心的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对贵气之人的精确定位。千百年来，这些朴素的精神沉淀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融入后人的生命，无论在太平盛世还是纷争乱世，有了如此价值体系，人，就有了修身处世的内心支撑，有了脚下的路和面前的方向，遵循如此修身之路，就能逐步抵达贵气人生。
说一个人有贵气，比评价一个人聪明、漂亮、能干、富有、智慧、潇洒、成功等更具“含金量”，是对人格魅力至高的赞誉。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高歌：“人类，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行为上像天使！智慧上像神灵！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正是对人类之高贵最精美绝伦的描述。
贵气话题不肤浅
如果把贵气简单地归结于个人无法选择的出身或丰富物质条件的结果，而否定了人后天积极的修炼与主动的选择，无疑是一种误导。另外，假如拥有贵气只是为了炫耀，那就是最无聊的虚荣之举。人，之所以要努力成为贵气之人，是因为只有“人格的贵气之水”，才能承载人类“志向高远之舟”。无论多么无瑕的钻石，不经打磨也不过是一颗不起眼的原石，只有经过精雕细琢，并镶嵌成优美的造型，才能物尽其用，并绽放出最璀璨夺目的光彩。同样，一个拥有钻石般质地的纯正品格之人，配之大方的言谈举止、优雅的衣着、不俗的风度、良好的生活方式，无论在何处，他都能更好地发挥其人生的价值。无论是创造物质成就或推动精神文明，哪个社会对此类人群都求贤若渴。
众所周知，民国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无疑得益于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教育与海外新学教育的结合，才产生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民国精英。没有这批人，中国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使命不可能实现。而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充满消极思维和涣散能量，就会让很多原本善良纯正的人沾染上霸气、流气和俗气。而当社会上充斥着这样的人，社会的进步或改良就必定举步维艰。
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等的一切进步，都必须落实到人群的素质的提升，体现在人的风貌和品格上。正如李安先生所说：“我觉得任何一样东西，做到比较好的层次，都是很儒雅的，至少我们讲，它有一种儒雅的气质。”一个文明的社会，其国民应是温文尔雅，有礼有节的谦谦君子和文雅淑女，即使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亦诚信敦厚待人，无论儿童和老人都有善良热忱的赤子之心，美好笑容，得体言行，优雅风度。这也是一切物质文明的终极目标。因此，人的形象、修养、素质绝不比政治、军事、经济等宏大话题来得“肤浅”。
“人人都渴望高贵一次”
无论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如何“谈贵色变”，以为谈贵就是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也扼杀不了人性对贵气的追求的本能。“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表达了自古中国读书人对高贵的向往。西方也不例外，贵族这个词，对平民而言永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狄更斯《远大前程》中主角皮普，怀着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圈的迷梦；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和莫泊桑笔下《漂亮朋友》中的乔治·杜洛瓦，雄心勃勃想要出人头地，他们不惜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响亮的贵族名字。即使在现代社会，每个普通人依然都有公主和英雄情结，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如能做富有、勇敢、智慧、英俊、潇洒、优雅的贵气之人，那无疑就会拥有最好的人生。
普罗大众的贵气情结，在英国最容易被观察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阶级与文化》中提到，英国乔治五世加冕成了伦敦的一场盛事，全城人倾巢出动。1953年英国女王加冕打响了电视普及的发令枪，为了能目睹女王的加冕礼，民众争先恐后购买电视机。这样，他们便觉得自己离皇室的距离更近了一步。这一次皇家的活动导致了英国电视的普及。英国的一份关于报道皇室生活和信息的小报，至今是英国最畅销的媒体。皇室的生活方式、形象、一举一动和风流轶事被无数的人关注、模仿、谈论着，而最大的读者群全都是英国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英国社会底层的人。这种现象几乎是每个至今还有贵族阶层的国家，如日本、荷兰、丹麦等的普遍社会现象。戴安娜王妃生前，一直是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她的生活、爱情、悲伤和离去，撼动着无数人的心。关于她的人生故事的书籍、电影、纪录片铺天盖地，超过了西方最火的著作《圣经》。在她香消玉殒后，悼念她的人群几乎比悼念任何一个对世界贡献极大的伟人或领袖的群体还要多。她的人生如此被关注，足以反映了大众对贵气之人发自内心的羡慕和渴望。
在《文化和阶级》中描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阶级之间的冲突有所改善，工人阶级开始涌进了舞厅。第一个百乐门舞厅在哈默·史密斯开张，工人们蜂拥而上。他们曾经被视为未开化的蛮者，但那时却成了舞厅的潮人。他们下班后，脱掉工装，洗去手指甲里的泥垢，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举止优雅，谈吐斯文，当一次上等贵气之人，让他们脸红心跳。当他们见到自己心仪的姑娘，也彬彬有礼地说：“请问，我能请你跳舞吗？”创办舞厅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出身平凡的劳动者居然会成为自己的顾客。殊不知，无论人生存环境的优劣，人人都渴望高贵一次。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