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展望》的宗旨是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渊源、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近代以来，塑造中国文化的主要是三种文化力量：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和属于本土传统的儒家文化。马列主义和儒家文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持续的和决定性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之处形成现代中国文化强势和显性的价值取向，它们之间相背离的一些价值取向，则构成现代中国文化某些隐性但牢固的特征。自由主义的影响则起伏不定，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它在中国大陆几近绝迹。80至90年代自由主义重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但始终也未能真正成为决定性力量，属于中国文化中的弱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展望》将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和儒家文化、它们在中国的融合（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它们百年以来和未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展望》：
　　意识形态与权力体制的契合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一统模式中意识形态是如何与权力体制高度契合的。这里所说的“权力”是广义的，泛指“上”对“下”的支配权力。它的顶层是政治权力，即正式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支配系统，如君对臣、上级对下级，官对民的支配权力；下层则是“社会性”权力，即家庭一家族、学校、会社等社会组织的权力支配，如父对子、长对幼、夫对妇、师对生、主对仆、傅对徒的支配权力等。从最表层看，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模式是君主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狭义的）体制，然而更深入一层，人们会发现这里所谓“集权”不仅指狭义的政治权力，即不仅指君主国家垄断一切行政权力（包含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权力在内），还指将一切社会组织置于国家支配之下，使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一致化；集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权力要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表达，使人们的思想言论归于“一”。这个“一”的核心内容，当然是政治权力的“合理性”和“唯一性”。能否使人们认识到或觉悟到现实的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关系最为合理和不可替代，是意识形态与权力体制能否高度契合，社会能否“大一统”的关键。历史表明，儒家为大一统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它以自己“天人伦理”意识形态体系，成功论证了政治权力的自然性和普世性，为大一统体制政治权力的本体性质和高度集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观念支撑，从而成功地做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的高度“一统”。战国后期苟子就开始了儒学的权威主义改造，汉代董仲舒更是将孔孟“人伦”学说和“礼义”中的权威主义元素全面发掘，张而大之、扩而充之为一种权威本位的“天人秩序”学说，创立了所谓“法儒学”或“官儒学”。这种儒学一方面将“人伦”政治化，使自然的“人伦”成为“秩序”（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将政治关系神圣化，使“秩序”成为“天伦”。儒家早就有视社会性权力关系（人伦秩序）和政治权力关系（国家体制）为一体的倾向，董仲舒的“贡献”是在“天伦”的神圣名义下将两种权力关系合而为一：政治权力关系就是“人伦”，“人伦秩序”亦即政治权力关系，它们同为永远不灭的“天伦秩序”。如此一来，人人认可的“人伦秩序”和神圣的“天伦秩序”共同成为皇朝政治的依据，使它的合法性无从置疑从而立身于不败之地，以至后来的传统型仁人志士曾经置疑个别皇帝、大臣，具体方针和政策，但无人从根本上置疑“大一统”体制本身。这样，儒家就填补了秦式大一统的空缺，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政治权力体制的高度契合。
　　……

前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
一、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总结：科学理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第二章 儒家文化
一、人道主义
二、实用理性
三、大一统主义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列主义
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传统因素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化及发展前景
一、中国当代文化分析
二、新文化展望：新的融合及其特点
结语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