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端，女，外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现任中国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会委员，厦门大学日本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自2000年以来发表专著1部，再版教材1部，论文18篇，承担国家教育部、福建省社科研究课题以及横向课题多项。2000年曾获国家留学基金委研究经费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6个月，2006年10月－2007午8月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人文社科高级研究员研究经费赴日本大阪大学研究10个月。研究方向：对比文化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八项注意包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在某一时期，这还作为小学语文的学习内容，记得小时候接受的文明礼貌用语是见到大人就用称呼的形式问好，长大后来自社会环境对我们的教育是见到熟人就称呼，对不认识的人称呼“同志”，上了年纪的叫“老同志”，年轻一点的叫“小同志”，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普及的文明用语相当简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文化辉煌的历史，但也经历了长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段，饱受了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因而在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滋生了腐朽的陋习，落后的意识，如将民众分等级对待，采取“左倾”的批斗、怀疑方式，使得一度人们相互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被有些人认为是明哲保身的法则，相互帮助，互敬互爱的中华美德在一段时期差一点消失，也许笔者说得过于夸大，但这二十多年来的对中华文明的呼唤，社会文明的再三强调就是为了彻底铲除那些现象的举措。“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纪律、讲秩序”，“环境美、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爱祖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等“五讲四美三热爱”曾一度是我们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教育的内容，如今对“八荣八耻”的强调与学习也是对国民荣辱观的再教育。在日本北海道旅行的时候，笔者发现了公众场合里展示着的昭和38年（1963年）制定的《北海道市民宪章》，很有品位，特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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