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书前附《汉字与文化丛书总序》，对汉字文化作了深刻的阐述，基本观点与论文《汉字与文化》的提法是一致的，汉字也是整体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汉字典文化即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汉字文化是以汉字字形及其系统为研究中心，“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缝条、笔划，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占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王先生八年前的忠告，今天读起来还是觉得很中肯。字形及其系统是汉字文化的研究中心，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脱离字形这个中心，把精力花在字义的无限系联上，成了文化词汇学；一是过分夸大字形的作用，无根据的随意发挥，举古文字意义不去找典籍证明，甚至将现代汉字每个笔划都编出意义来，那是对文化汉字学的糟蹋。王宁对这两种倾向的告诫，正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可谓一语中的。
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本书对《说文》研究采用整体贯通的方法，以为是对传统汉字、训诂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整体贯通，在义上主要是将《说文》的解释进行意义系联，从而与古代典籍对比，判断中国远古社会情况。如：“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又引《风俗通义，山泽》丘下：“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栖巢居，以避其害。”而判断“丘”的本义是尧遭洪水时代的水中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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