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兰克福学派与西方文论、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独撰有《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等学术著作、《做生活》《人生的容量》等散文随笔集，主编有《文学与大众文化导论》等教材，合译有《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等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文章三百余篇。

　　《接合：大众文化的冲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聚焦于文学与大众文化的接合部，主要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冲击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嬗变。其中既有总体考察——反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特点，呈现文学生产新变的历史语境等；也有具体分析——剖析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审视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反思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特殊关联，直面文学之变并在理论层面提出应对方案。《接合：大众文化的冲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努力在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美学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进入问题，试图在文学研究中增加文化研究维度，在文化研究中增加文学研究维度，并使二者交往互动，进而走向新的融合。全书点面结合，材料丰富，厚描从容，思考深入，能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带来诸多启迪。

　　《接合：大众文化的冲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
　　但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依然想以路遥为例，进一步呈现作家与编辑交往互动中的更多细节。
　　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道的一位重要作家，路遥的成长也与文学期刊及其编辑对他的青睐有关。但与其他作家相比，他的经历或许更富有某种传奇色彩。1978年，他写出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此后的两年中，这篇小说几乎被他投遍了所有的大型文学期刊，却均被退稿。几近绝望之时，路遥通过朋友把这篇作品转交给《当代》杂志，不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当代》编辑刘茵给《延河》编辑部打去电话，让副主编转告路遥：这篇小说“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路遥获此消息，欣喜若狂，激动中给刘茵写去八页长信，详述他这篇小说的创作动因、写作思路以及写作中的苦恼。信至最后，路遥坦诚表白：“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①随后，路遥进京改稿二十多天，当面聆听秦兆阳指导，同时接受责编刘茵与二审副主编孟伟哉的具体修改意见，然后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一万多字。小说改好后，很快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3期的头条位置上，随后又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因为小说获奖，秦兆阳还亲自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评论，对这部作品予以高度评价。②于是，路遥一下子成名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成了路遥的成名作。两年之后，路遥又在《当代》（1982年第5期）顺利发表了另一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是作家与文学期刊及其编辑交往的一个典型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普通作者要想冲杀出来，他必须通过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而作品能否被刊物相中，当然首先取决于作品质量，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偶然因素。而文学期刊的级别、发行量和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发表之后的命运。可以想象，路遥的这部中篇小说假如不是秦兆阳慧眼识珠，那么它很可能被路遥一把火烧掉。即便它没有被付之一炬，而是在一个地方刊物发表出来，它的读者面与影响力既无法与中国文学杂志“四大名旦”之一的《当代》相比，也不可能获得重要奖项。可以说，《当代》当年能推出路遥的小说，等于是让他在写作的起步阶段获得了一个很高的展示平台。
　　因为《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与获奖，路遥时来运转，于是很快有了《人生》的面世。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及时诞生，又与王维玲的约稿、推动等有关。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据他回忆，1981年他曾应邀担任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委。由于阅读作品时《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所以在颁奖会上他便特别留意路遥，并约其长谈。正是在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路遥向他透露，他想对准农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带”，“把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交织在一起，写一部既有城里人，又有农村人，还有混合着城乡色彩的人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其实在1979年就已经动笔，但因构思不成熟，只是开了个头之后便不得不放弃。1980年又重写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被他扔到一边。①路遥的这番交代与构想让王维玲很是激动，于是他向路遥郑重约稿。在王维玲的促动下，路遥于1981年10月拿出了初稿，请王维玲过目。王维玲与几位编辑读后，一方面，觉得这是一部成熟之作，另一方面又认为还可以对个别地方进行修改、调整，也需要把结尾推上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维玲给路遥写去长信，提出五点修改意见，而路遥则进京改稿。修改完成后，《人生》先在大型文学期刊《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很快又被《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和《新华文摘》（1982年第9期）转载。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单行本（1982年12月）后，更是盛况空前，第一版印行13万册，很快脱销，最终加印到25.72万册。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路遥与编辑的这次交往呢？如果与第一次稍作对比，这一交往的特点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与《当代》及其编辑的交往中，路遥是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和投稿者，而秦兆阳既是资深编辑，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加上路遥的小说也确实有提升的空间，《当代》审稿很严，对稿件的要求又很高，在此情况下，路遥虽然是创作主体，但他的能动性或许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很可能全盘接受了修改意见。这样，他才有了“改稿比写稿还难”的感慨。①从《人生》的诞生过程来看，王维玲既是小说的助产婆和把关人，也是修改意见的主要提出者。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路遥与编辑的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投稿人成为被约稿的对象；另一方面，路遥当时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王维玲曾经回忆，虽然他写去长信，对小说结尾、人物塑造（涉及刘巧珍、高加林、马栓和德顺爷爷）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但当路遥来北京改稿时，“他谈的这些构想，几乎没有一条是原封不动地采纳我们的建议，但他谈的这些，又与我们的建议和想法那么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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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逡巡于雅俗之间，或在接合部做文章
导言

第一章 大众文化与文学生产的接合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文学生产的嬗变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及其特点
二 文学生产的种种新变
第二节 作家一编辑、导演一作家与文学生产
一 作家与编辑：以路遥与王维玲为例
二 导演与作家：以冯小刚与刘震云为例
三 从事业到产业：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两种趋势
一 网络文学：文学媒介化与生产方式的变更
二 青春文学：作家偶像化与读者粉丝化

第二章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
第一节 视觉文化与文学的总体考察
一 什么是视觉文化
二 作家“触电”面面观
三 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的命运
第二节 莫言与影视：以《白棉花》为例
一 从《红高粱》到《白棉花》
二 《白棉花》的文本分析
三 “触电”教训启示录
第三节 从小说到电影：《芳华》是怎样炼成的
一 女兵情结与私人订制：《芳华》诞生的动因
二 小女人小说或电影小说：严歌苓的配方
三 立主脑、减头绪、补腻子与罩油漆：冯小刚的加减法
四 大众文化与真善美

第三章 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
第一节 网络文学与文化产业
一 作为文化产业的网络文学
二 作为生产者的写手
三 作为粉丝的批评家：以邵燕君为例
第二节 历史题材的生产与消费：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例
一 文本分析：“好看”的秘密
二 生产元素：BBS、博客、粉丝与书商
三 “悦”读“笑”果：消费快感与娱乐经济

第四章 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
第一节 学院批评与经典生产
一 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二 在“顾彬现象”的背后
三 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经典化
第二节 “民选经典”中的大众文化：以路遥其人其作为例
一 路遥“经典化”的外部考察
二 《平凡的世界》：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

第五章 文学之变与文学理论的应对方案
第一节 从“文学终结论”到“文学变化论
一 文学终结论：发酵语境以及“终结”意涵
二 技术决定论与情感决定论：理解文学是否终结的不同走向
三 文学变化论：生产、消费与研究
第二节 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
一 不及物的文学理论
二 没有文学的文化研究
三 走向一种“间性”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