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日本文化》：
从政治上来讲，宋朝（960—1279）是一个多劫多难的时代。“中华”的存在屡受北方侵扰，后来被迫渡过淮河迁移到淮河以南，最终，于1126年不得不屈从于北方民族的统治。这预示着北宋（960—1126）的灭亡。宋高宗继承皇位，迁都长江以南的临安，建立南宋。而南宋又于1279年遭到蒙古人的侵略而灭亡，元的势力遍布整个中国。但在思想和一般文化领域中，南北宋尤其是南宋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哲学在南方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在汉代及其后续王朝期间曾遭受禁锢，并或多或少受到强势的印度思想压制的中国本土思想的冲动，在这个时代尽管处于夷狄政治势力的压迫下，却爆发般地呈现了出来。正确地讲，那应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兴起，不仅是原来中国固有的思想，包括所有外来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倾向得到了融合，并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登上了殿堂。宋学可谓是中国思想的精华。
给予中国思想如此成果卓著的刺激的强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禅宗思想。禅，总是不断地给予刺激并让思想火花迸发出来，因为禅宗无视思想上的上层建筑，而直奔事实的根源。当儒教赋予单纯的仪礼学、世俗的道德实践和各派注释者的文本批判时，可以说它已经处于崩溃和最后灭亡的边缘，已经不再是创造性的思想源泉了。这时，就需要一股新的力量将它唤醒。而另一方面，与儒教相对立的道教由于一直深深地埋藏于世俗、迷信的框架之下，故缺乏为儒教输入新鲜血液的活力。如果禅宗在唐代没有能够触及到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那么宋代人也许就不会对自己的哲学燃起新的兴趣，并对其加以改革和发扬光大。几乎所有的宋代思想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隐身于禅林。无论他们是否从寺院中获得了顿悟，他们都必须重新审视在他们自己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己的哲学。宋学便是他们精神冒险的成果，在对佛教和佛教徒的思索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们也畅饮了以禅这种更容易消化的形式奉献给大家的印度之泉。
另一方面，禅僧也同样是儒教的学徒。作为中国人，他们原本也只能这样。儒学家与禅匠的唯一区别就是，儒教徒是将自己国家的思想体系作为其哲学基础，而禅僧是固守佛教体系却采用儒教的语言。事实上，禅僧经常使用儒教语言来表达自身经验。两种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着重点的不同。禅僧对各种儒教原著作了印度式的注解，这多少带了点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们也不反对以儒教的观念对自己的佛典施加注释。
他们来到日本时，将禅学和儒教这两种学问都带了过来。同样，飘洋过海到中国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人们在自己回国的行囊中也都装满了禅书及儒教、道教方面的书籍。他们在中国时，师从禅儒兼修的师匠门下，不仅学习了禅，还学习了大量的儒教知识。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国有许多禅儒兼修的师匠。
关于中国的禅与儒教、禅与道教的相互关系，我不想深入细述。我想讲的只是，事实上，禅宗是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的一种中国式的响应，因此，就好像它发展于唐代而兴盛于宋代一样，禅宗只不过是中国人思想倾向的反映。也就是说，禅宗脱离了印度思想的形式，极富实践性和伦理性。从这一点来讲，禅宗带有儒教色彩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但在禅宗史的初期，其哲学是印度式的，即佛教性质的。因为在儒教的传统教义中并无与此相当的内容。这一要素，不知后来的儒学家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将它体现在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换言之，禅宗从儒教中获得了实践性；而儒教通过禅宗教义（虽然从某一点来讲是间接的）吸收了印度式的抽象思维习惯，其结果是，禅宗成功地为孔子一派的教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宋代哲学家们极力强调四书在儒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对在四书中发现的思想主张，他们精心加工，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自然为禅和儒教之间的和解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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