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笔者而言，这样的改革方向已萌生在当代汉语思想之中。这乃构成对主体性的探讨必须涉及中国修养传统的研究，及其在20世纪汉语思想中所发生的转化。如此，汉语思想不仅被视为探索中国现代性的切入点，不仅是提供解读与重构中国古典文献的角度，更是被看成研究主体性及其跨文化吊诡的重要场所。
问题是，当代新儒学在修养工夫方面的探讨如何与上述的问题脉络相连接？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构成重要的枢纽。过去有关儒家与现代性研究相当重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但不赞成他对儒家的负面评断。相关研究特别强调，新教工作伦理与儒家工作伦理之相似性。于是，基督宗教与儒家的比较在儒学工夫论之现代转化方面展开新的思想方向，但因为仍然过于着重基督宗教的脉络，而显得不足。相关的研究似乎顺着某种东亚知识分子对西方挑战的反射性响应，即要证明在欧洲文化存在的任何因素，在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至少已存在其萌芽。因此，儒家与基督宗教的相似处，亦即儒家的宗教性特别被凸显。但将以工夫-资本主义-儒家的组合，取代工夫-资本主义-基督宗教的韦伯框架，还是集中在基督宗教与儒家的关系上，只强调儒家的平等价值甚至优越性。笔者认为，在此之外应要试图让工夫-资本主义-儒家的组合，连接到工夫论与资本主义之关系所产生的当代转化（此一转化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理性的全球霸权）。问题是，中国的哪一些历史文化资源与工夫论的当代形式相应？
本文无法回答此一问题，只能以初步提出相关研究方向来终结。港台的当代儒学尤其着重“唯心”的心性论，而“唯物”的气论乃提供了连接马克思辩证史观与儒学研究的桥梁。问题是，能否进行对理学、心学、气学三学派及其修养论的历史批判分析，以深入对儒家主体性典范的理解？然而，为了使得修养论的研究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相连接，在1949年以后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分裂，亦即“心学”与“气学”的对立，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笔者揣想，气论与工夫论的关系，对欧洲思想有关新工夫论的探讨而言，将会成为跨文化思考的重要问题：能量主体的脉络特别容易与欧洲思想所寻找的非宗教工夫呼应（当代法语汉学对王夫之的浓厚兴趣支持这样的预设，并且展现出深层的哲学意涵）。另外，就当代新儒家而言，心学对促使儒家的现代转化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如此能充分吸收康德哲学的自律原则。藉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获得发展方向，汉语思想也进入哲学现代性的跨文化动态。此动态关系将深刻影响“我们”对哲学及其未来的理解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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