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专诚，山西大同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孔子·孔子弟子》、《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听听孔子怎么说》、《孔子的仁爱世界》、《论语通说》、《孟子通说》、《孟子的理想王国》、《子夏与三晋儒学》、《荀子与先秦学术的终结》、《老子通说》、《御注老子》、《老子的政治蕴意》、《专制之父韩非子》、《风起云涌话战国》、《三晋纵横家》等。

　　我以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应简单视为文化落后，而是二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在十八世纪已经无法比肩欧洲工业文明之生产效率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会政治纰漏丛生。由是而观当下之中国，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而从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固然有时代需求，未经理性拷问的传统文化无法随时代而重生。但“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也犯了“理性科学的傲慢”，他们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华，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而观，无视传统文化在代际之间促成了代与代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美国学者席尔思写了一部书《论传统》，他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传统，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取而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此言至矣！传统与现代不应仅在时间序列上划分，在文化传承上可理解为“传统”是江河之源，而“现代”则是江河之流。“现代”对“传统”的理性诠释，使“传统”在“现代”得以重生。由此，以“同情的敬意”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当下中国的应有之义，任何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都要彻底摒弃。从“五四”先行者到今天的一些名士，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却也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事实岂可漠视。

　　《中国文化经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孟子》又说：“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既然此时已到了行不可的地步了，只好一去了之。而恰巧在此时，据《世家》所云，齐人又赠送鲁国一队女乐，原因是齐人惧怕孔子治下的鲁国会对齐国形成威胁。《论语·微子》仅言其事，未言其由：“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仅因为三日不朝就辞职而去，这似乎有些低估了孔子的忍耐力。三日不朝只是表面现象，更深的用意是让孔子明白季氏对孔子从政做事的不满。借此也给了孔子一个体面的台阶，彼此（包括鲁定公）可以和平分手。此时，恐怕孔子也不想坚持下去，以致与三桓发生明朗化的冲突，不可收拾，甚至于危及鲁政。再说，孔子本来就是个敏感的理想主义者，他坚持“君君、臣臣”的原则，倘在三桓的作梗之下无法以臣之道事鲁君，那么，做这样的臣子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也预料到辞职后的鲁政还将会落入三桓及其陪臣之手，待在鲁国恐怕一生都不可能再有任何政治作为了，还不如到别的国家去。于是，他决定再次出游，过流亡生活，并且一去就是十几年。
　　第二节五十而知天命的积极意义
　　（一）天命的含义
　　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这表示他的精神境界、思想认识到五十岁左右时又产生了新的飞跃。
　　天命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也是个缺乏明确定义和容易引起争议的方面。这是因为孔子的天命观既有它实在的含义，又有其变化发展的历程。
　　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用这句话来理解孔子天命观之前期的积极意义，可以说，“大任”即相当于天之“命”。在这里，显然天的作用有两个相反的朝向。如果各种条件作用的结果能使某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则一旦认识到它并努力利用之，便可以达到满意的结果；而认识不到或认识有误时则后果不堪设想。反过来讲，如果各种条件作用的结果是使某事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些条件之中有些是积极的，那么，一旦对此有所认识并及时调整方向和强度，就可在坏的结果中减少损失——当然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不满意的大结局；而一旦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有误，则会招致彻底的失败。在上述四种可能之中，还有几个要点要注意：其一，造成结果的所有条件时时都处在变化之中；其二，偶然事件的出现有时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运动形式、方向和结果。所以，假如某一时刻各种条件都显示出要导致好的结果的话，下一时刻则完全有可能因其中一项或几项的变化，或者因某个不利的偶然因素的出现而使事物马上或逐渐地向坏的结果转化。也许严格来讲，人的努力未尝不是那些所谓的条件之一，但如果立足于人的得失而言，你不得不做暂时的两分——将参与者或利益者分离出来。而正因为各种条件（包括人的参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必要的因果联系或互相控制，所以，对于人而言，这种最终的结果便宛如远离人自身的、人所不能左右的身外之物一样，古人形象地称之为“天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也许并不想使这一原则讲得过分神秘，尽管它本身对人而言是神秘的和有些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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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专诚，山西大同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孔子·孔子弟子》、《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听听孔子怎么说》、《孔子的仁爱世界》、《论语通说》、《孟子通说》、《孟子的理想王国》、《子夏与三晋儒学》、《荀子与先秦学术的终结》、《老子通说》、《御注老子》、《老子的政治蕴意》、《专制之父韩非子》、《风起云涌话战国》、《三晋纵横家》等。
总序
绪言
第一章 十有五而志于学——少年立志
第一节 前辈的遗产
第二节 少年立志
第三节 年轻的求索者
第二章 三十而立——行教之始
第一节 而立之年
第二节 孔子早期的行教
第三节 孔子之教初探
第四节 游历求仕的尝试
第三章 四十而不惑一师生切磋
第一节 不惑之年的政治观念
第二节 自齐归鲁后的思想文化活动
第三节 孔子行教再探
第四节 不仕的考验
第五节 孔门中的德行弟子
第四章 五十而知天命——共同的政治求索
第一节 短暂的从政辉煌
第二节 五十而知天命的积极意义
第三节 前期流亡生涯中的追求
第四节 政事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
第五节 孔门的任侠弟子
第六节 孔子政治思想之不足
第五章 六十而耳顺——从希望到失望
第一节 流亡生涯的后期
第二节 天命观念的消极转变
第三节 六十耳顺
第四节 曾子、有子的思想贡献
第五节 孔门中的激进倾向
第六章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失败与荣耀
第一节 归鲁与不逾矩
第二节 孔子的文化贡献
第三节 子游的思想特点
第四节 子夏的学术成就
第五节 “仲良氏之儒”
第六节 孔子弟子的分化与“中庸”原则
第七节 生前的失败与身后的荣耀
孔子及孔子弟子年表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