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佛教僧侣明庵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等人相继来到中国，将禅宗传入日本，继而在中国禅林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高僧赴日弘法的推动下，迎来了日本禅宗的兴盛。镰仓至室町时期，幕府成为日本的权力主体，在皇室及公卿贵族的加盟下，分别在镰仓与京都建成了各大禅院。镰仓末期日本仿效中国南宋时期的官寺制度，建立了禅林五山制度，五山制度成为禅林寺格的主要形式。室町时期以临济宗禅僧梦窗疏石为代表的梦窗派禅僧与幕府关系极为密切，成为幕府政治、外交中的顾问。
第一节禅林五山制度
日本禅林五山制度是仿效中国南宋时期确立的禅林五山十刹制度建立起来的官寺制度，体现出日本禅林的寺格，也反映了中世日本公武双轨政治的特点。与中国禅林五山代表江南五座大的禅院不同，日本禅林五山代表五个等级的寺格。可以说日本五山制度是对中国五山制度的模仿与创新，被赋予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意义与内容。
一、中国禅林的五山十刹制度
五山之名虽然起源于印度，但五山十刹制度却创立于我国。据《释门事始考》载：
佛在世时，有鹿苑、祗园、竹林、大林、那烂陀五精舍；佛灭度后，有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十塔所。宋宁宗时，卫王史弥远奏立五山十刹，以准竺国。可知，“五山”源于印度佛教中的“五精舍”，即鹿苑精舍、祗园精舍、竹林精舍、大林精舍、那烂陀精舍，是佛祖释迦在世说法的五大道场。佛祖圆寂之后，其身前所有之物分别被塔葬于十处，这就是十刹的由来。明代杨慎《艺林伐山·五精舍》中记载了五精舍的所在地，日：“佛国五精舍：一给孤园，二灵鹫山，三猕猴江，四庵罗树，五竹林园。”
中国南宋时期江南佛寺林立，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为僧之派有三：日禅、日教、日律。”可知，杭州自古就是佛教兴盛之地。经历了唐朝及北宋时期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杭州及其周边的佛寺增至近五百座。为了便于寺院管理，宋宁宗（1194—1224在位）米纳了丞相史弥远的建议，参照官僚等级制度设立禅林五山十刹制度，确定了江南佛寺的等级。据明代释广宾《上天竺山志》卷十二载：“宋史弥远，四明人，当国日奏列五山十刹，比仕官之九棘三槐，仍分禅教，如文武班；僧必出小院，声华彰著，拾级而升。”可知，当时除了禅院之外，在教院之中也设有五山十刹制度。五山位在所有寺院之上，十刹的寺格仅次于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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