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研究：基于中国现代化的视角》：
（二）中间派：人生观中的一部分可以用科学解决，一部分则无法用科学解决
中间派的主要观点比较清晰，即人生观中的一部分必须用科学才能解决，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人生观的内容中也有科学始终无法解决的，这就只能用玄学思维来认识和理解。
1.梁启超：“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确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梁启超在论述自己的看法前，曾郑重表示自己“不是加在那一造去‘参战’；也不是想斡旋两造做‘调人’”。这里梁启超给人的感觉是，他要持一种客观公允之态度，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论战进行评析，但笔者经过研究后，认为梁启超比较倾向科学不是万能的这一论断：
首先，梁启超对张君劢、丁文江二人没有在论战时给科学与人生观一个清晰的定义表示遗憾。究竟张君劢、丁文江两人所指称的人生观、科学是否同属一件东西，不仅观战人不甚清楚，就连各持一边的论战参与者们也模棱两可。为了能够让大家消除这种迷雾，他对人生观和科学做了界说：“一，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二，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正是基于这种对科学与人生观内涵的界定，所以梁启超提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确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其次，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人类的生活肯定离不开理智（科学的重要因素），但是并不能因此得出理智可以统括人类生活的一切。因为人类生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其中至少有两件的确很神秘、难以清晰言说的——爱和美，则是科学难以彻底解释和规整的，“‘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总之，科学家有时从线、光、韵、调等成比例地调和搭配，以求对“美”的内涵和本质进行分析研究，但研究的成果经常给人一种不着边际之感。那么对于“爱”，则是更加玄而又玄的，很难研究透彻，更别提所谓“科学的恋爱”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概念了。所以，如果想用科学方法支配爱与美，就会把人生弄成死的、机械的。
总之，梁启超坚定地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人生即是情与理的统一，如果想要拥有满意的人生，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轻言科学是万能的，在梁启超看来，这既是对科学功效的神化，也是对人生的误解。所以，他曾指出不承认科学破产，只是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这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科学之功效持中道理性的态度。
2.范寿康：“人生观与科学二者，大部分有关系，而科学却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全部”
首先，范寿康是一位教育家、哲学家。在他看来，人生观虽然是主观的，但可以寻求共通的规范。人生观是有关人生的现实及理想两方面的见解，虽然人生观涉及人的价值评判，具有主观性，但又“未始不能求一种共通应守的规范”。同时，他还提出对科学派反对意志自由之观点的质疑，“如果能够断定意志毫不自由，生命全无意义，那么，人生不是变做一种机械，试问人类社会里面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什么责任可讲呢？”这表明，他对科学难以完全统括人生观是有清晰态度的。概而观之，范寿康的观点属于折中性质的。
其次，范寿康认为科学不能解决所有人生观问题，和他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密切相关。他把科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看，凡由科学方法制造出来的学问都是科学，包括说明科学与规范科学。狭义上看，科学是指说明科学。对于说明科学和规范科学的定义，范寿康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法则：一是必然法则，一是当然法则。其中，必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不变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左右它。当然法则的运行则是非必然、随人而异的，如社会中优良道德与制度规范。范寿康认为“凡是研究必然法则的叫做说明科学，如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研究当然法则的叫做规范科学，如论理学、美学、伦理学等”。与广义科学相对应的是宗教和艺术。以上是范寿康对科学的看法。基于这种对科学的分类和界定，范寿康对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推崇用狭义科学来统括人生观问题持批判态度，如果像丁文江、王星拱一样以为狭义科学能够解决所有人生问题，那么等于承认人的意志全受因果律（狭义）的支配。依此之见，人类简直如机械一般，也就没有自由和道德的存在。“这种议论是科学家对人生观所持有的偏见。”因此，他不赞成这种定性人生观和科学之关系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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