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读者、学者、作者，早年经历坎坷，改革开放之后，曾执教南开大学和亚、欧、美及港、台多所大学。治学领域广阔，尤专精于唐代文学和佛、道二教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多有开拓。论著颇多，兼从事学术著作翻译和古籍整理，在国内外广有影响。已出版《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思与诗情》《中国佛教文化史》《佛教文学十讲》《道教文学十讲》《北方民族与佛教：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等。

　　《禅宗十五讲》以通俗讲解的形式和语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宗教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国佛教禅宗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重要人物、事件进行了清晰生动又富于新意的“描述”；着重揭示禅宗作为中国古代一次宗教革新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并透过历史叙述，启发对禅宗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思考。本书汲取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要言不烦，新见迭出，雅俗共赏，发人深思，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形态新颖的禅宗发展史和禅宗思想史，也是一部内容丰厚、表述生动的历史文化读物。

　　那么，如何理解“教外”？“教外”的禅宗还是不是佛教？钱穆说禅宗是“印度佛教之根本取消”，“根本取消”了印度佛教的禅宗还算不算佛教？这就要考察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总体轨迹。

　　佛教作为传播性宗教、世界宗教，同时是高度开放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也是它的特点和优长。斯坦因论佛教传播，曾说“古代印度、中国及希腊诸种文明相互交流融合……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印度佛教输入中国，中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佛教，实现中、印两大民族文化传统的结合，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

　　佛教输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文化传统悠久而丰厚的国度。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谋求在中国扎根、发展，必须适应本土思想、文化传统，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等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它的生存和发展又必然受到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制约。这样，佛教甫入中国，即在主动或被动地实现变革，步入所谓“中国化”的进程。这个“中国化”，从教义、教理到戒律，从僧团组织到活动方式，是相当全面的。例如，佛教本来是“出世”之道，是不重世俗伦理、不重孝道的；但“孝”乃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因而早在佛教初传时期，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这是中国本土最早的一部护法论著，据传作者是东汉牟融，但多有疑问。不过学术界一般认为出于东汉末年）已在为佛教不讲孝道的说法进行辩护，后来中国佛教一直努力与传统孝道相调和。又如，早期印度佛教僧人游行乞食谋生，相应地制定出不得占有金银、资财，不得参与劳动和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戒规（当初佛陀“不许诸恶比丘畜八不净”，“八不净者，一田园，二种植，三谷帛，四畜人仆，五养禽兽，六钱宝，七褥釜，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佛祖统纪》卷四《教主释迦牟尼佛本纪第一之四》）；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中，僧人要群居寺院，寺院经济成为谋生的资源，形成为在国计民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实体。这样，在中国，有关僧团活动的戒规也必须加以变通。佛教“中国化”更为集中也更为深刻地体现在与世俗政权关系上。在古印度，僧侣是出家修道者，要接受俗人供养，世俗统治者是其主要外护，但僧人并没有受其管辖、为之服务的义务；可是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下，佛教被纳入到国家统制体制之中，僧人必须依附世俗政权，受其保护、供养，同时要发挥“辅政”的作用。这是佛教在中国生存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中国佛教与世俗政权相互依存、密切结合的关系。这样，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在信仰、思想、组织、戒律、仪轨诸层面相当全面地实现“中国化”，形成与印度佛教截然不同的面貌。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变化就是政治化、“御用化”程度不断加深。因而，中国佛教确实已不同于印度佛教，即“不”再是印度佛教，而是另成体系的中国佛教即“汉传佛教”。而禅宗实现“中国化”更为彻底，则可以说它的形成与发展确乎实现了佛教的一次“革命”。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是从印度输入的佛教发展而来的，它的信仰的终极目标是印度所传佛陀指引的教导众生解脱成佛，它的戒律、仪轨、僧团组织与活动等等仍基本遵循外来佛教的内容与形态.特别是它的基本教理、教义仍遵循佛教大乘般若思想体系，而具体就禅宗说，如廖明活所指出：

　　整体看，惠能和（临济）玄义所谓“无念”、“无事”、“平常”，无非是般若的彻底荡相遣执作用落实在心想上和行为上的表征；它们所体现的，无非为……般若教学的融通和会精神。只是相应禅宗的反形式、重主体的教学特点，其陈义有较鲜明的针对性，生活色彩较浓厚，并且有明显的内在化、个人化倾向。而这些也正是禅宗作为佛教教学的一门的独特之处。

　　这样，禅宗宗义仍奠基在大乘般若思想之上。因而无论是从来源还是思想体系看，禅宗确乎又仍是佛教。而正由于禅宗乃是“汉传佛教”一个独具特色的宗派，才能够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上生存、扎根和发展；又正因为它是一个“革命”宗派，具有革新的思想、文化内涵，给中国文化补充了新的内容、新的生机，才能够兴旺发达一时，发挥出积极的历史作用。

　　因此可以说佛教“中国化”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通过这样的“革命”创建起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体系；禅宗又革新“汉传佛教”的传统体系，另外创建一个体系，进行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但这两种“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概括地说，佛教“中国化”的“革命”基本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土思想、文化传统，纳入到中国专制统治体制的过程；而禅宗的“革命”则是力求解决在它形成之前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造成的诸多矛盾、严重困境的过程。禅宗的“革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潮流，鼓动激荡，如前所述，其兴盛时期按前面提到的胡适的说法是从武则天在位后期到九世纪中叶，这基本是唐王朝兴盛、发达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禅宗是当时兴旺发达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构成部分，对于推动这种大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禅宗作为“宗教革命”在中国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演出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一幕。它所留下的遗产值得珍视，它的演变、兴衰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现象值得探讨和总结。当今继承文化遗产，禅宗当然是一份值得重视的内容。

开讲的话

第一讲  禅不是佛教?

第二讲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

第三讲  创建“禅宗”

第四讲 “安心”方便法门

第五讲  黄梅宗风

第六讲 “东山法门”

第七讲 “南宗”兴起

第八讲  南、北分宗

第九讲 “洪州禅”兴盛

第十讲  洪州门风

第十一讲  派系分化

第十二讲  宗风蜕变

第十三讲  禅教合一,回归传统

第十四讲  禅思想

第十五讲  禅文化

结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