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前沿与展望》：
第一，传播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对国家价值观念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在国家价值的传播过程中，就精心研究了传播理论，并建构出一套国际战略传播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塑造“真实可信”的传播者。即基于信息本身的真实性，通过言行同步与精心运作的接触和传播的策略包装，来建立可靠性、熟悉度与亲近感。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受众参与传播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美国根据反馈信息跟踪评估传播效果，及时调整传播策略；还能巩固“美国话语”真实可靠的形象，增强其影响力与说服力，从而帮助美国实现战略传播目标。其二，明确定位，找准目标受众。美国国家宣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对受众的重视和对目标群的细分与选择，即“要针对具体受众，并运用最合适、最有效的媒体”，美国政府与外国公众沟通和接触的努力，也“取决于针对关键受众的信息、研究和分析”。而细分目标受众、根据定位实施针对性传播的前提是全面、准确的情报的搜集。因为传播谋略能否得到合理的运用，并产生理想的传播效果，与运筹和决断是否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需要在进行策划和决断之前尽可能集中地围绕传播目标，广泛搜集各种真实可靠的情报信息，做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明察现状。其三，利用信息的力量，充分发挥媒介作用等。美国无论媒体数量还是网络覆盖范围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为其传播影响力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美国政府对媒介力量十分重视，并能通过有效策略使媒介在战略传播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总之，与传统的信息传播而言，美国的“战略传播”具备三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强调多种机构的联合与协调运作；二是强调对目标受众的选择、分析、定位以及建立长期的双向联系与沟通；三是强调对事件全面而快速的反应，尤其是在媒介上占取先机与话语权。
再如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之所以能成功地在中国和西方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他所采取的传播策略有很大关系。这些策略主要包括：其一，主动适应本土文化。艾约瑟认真学习中国的语言，通过语言了解文化，注重研究中国的文化，融人中国的社会环境，减少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使自己能更顺畅地与中国人交流，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其二，淡化传教主题。艾约瑟在传教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单纯的布道很难被普遍接受，只有与传播科学事务相结合，才能慢慢扩大影响。而创办报刊，用书面方式传播，是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大策略之一。其三，与本土学者合作。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艾约瑟凭借一己之力是无法达到传播目的的，他在翻译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往往需要中国文人的帮助，借助知名学者的能力与影响力，与他们共同合作，加强对受传者的吸引力，精进自身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翻译传播水平，才能使跨文化传播活动事半功倍。艾约瑟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西学和教义，与许多当时知名学者结交成友。其四，良好的沟通技巧。艾约瑟在传教过程中，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跨文化传播，从他善与人交的性格特点和中国学者对他的评价就可以看出，艾约瑟温良宽裕，谨慎廉节，平如秋水，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时，是平易近人的，是以平等的心态与人交流。其五，关注教育与培养人才。艾约瑟对中国的教育及改革十分关注，他也是最早提出应尽快效仿西方兴办各类学校的传教士之一。艾约瑟来华时，创办过一所寄宿学校，他通过西方的教学方式，来教育中国的孩子，让他们自小便学习英文和西方现代科学知识。艾约瑟在中国女子教育和文盲教育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了传播学理论对国家价值观念传播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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