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处欧洲中心，群狼环伺，普鲁士未雨绸缪，为抵御外侵，开始研究一套战役计划，试图囊括战争爆发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多世纪以来，多位军事领导者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其越发成熟。因此，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落败，但其孕育出的军事思想，依然缔造了无数神话。
将军事置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环境下，会得到怎样的结论？时间、空间、力量等因素常量，又会怎样指引德国的军事思想？格哈德·格罗斯直言不讳，从一个客观角度，深刻剖析了德国的战役思想的演变，以及多位军事高层的得失。
坎尼还是鲁腾？
鉴于防守方的火力优势，施利芬和老毛奇都认为毫不妥协的包围战术是执行成功的歼灭战的唯一机会，尤其是考虑到德国武装部队在人数上的劣势时。 因此，如铁一般执行包围战术的意志，成了施利芬关于歼灭战的战役思想的第二根支柱。
在处于时间压力下的歼灭战中，机动作战的进行是成功执行包围的先决条件。因此，调遣，以及兵力的集中与突然性等因素，是歼灭战和包围战的支柱。少了调遣因素，就无法理解施利芬的战役思想。同老毛奇一样，他深信对大型军队的指挥与控制只能通过调遣来实现。在他最后的关键任务（Schlussaufgaben）中，施利芬毅然向他的总参谋部军官们指出：“赢得一场战争，靠的不是攻城略地，而是调兵遣将，这是一条法则。”
战役包围与兵力调遣息息相关。在施利芬看来，打胜仗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同时对敌人的侧翼与正面发动攻击。所以，施利芬在教导他的总参谋部军官德意志帝国的战役—战略位置时，说道 ：“因此，我们必须这样指挥兵力上居少数的军队 ：不仅要倾尽全力地攻击敌人的侧翼，还要严重威胁敌人后备线，因为后者的敏感性随着军队的规模不成比例地放大。这是唯一取得决胜战果，并迅速结束战役的办法。这么做对我们至关重要，尤其在需要两线作战的场合。”
退休后，施利芬甚至更进一步，对雨果·冯·弗赖塔格 - 洛林霍温（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将军说：“对侧翼发动进攻正是整个战争史的实质。”
包围的理念并非来自施利芬从事的历史性研究，而是源于他对德国战役—战略局势的衡量。他在退休后写就的关于坎尼会战和 1813—1814 年德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著作，主要被用于印证他已有的战役理念。与此同时，施利芬试图用他的著作，向继任者小赫尔穆特·冯·毛奇大将施压，阻止他摒弃包围的理念。即使身为总参谋长，当施利芬在 1903 年的专著《今后的战争》（Der Schlachterfolg）中，向总参谋部战争史处（Kriegsgeschichtliche Abteilung）证明包围非比寻常的重要性时，依然要利用公众作为表达他理念的手段。
在此背景下，施利芬的专著《坎尼》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用坎尼会战证明，即使是一支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队伍，也能够通过双重包围的手段击败优势敌军 ；另一方面，他其他的任何著作，都没能像这本书一样，对当时的战役思想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尽管“坎尼原则”成了理想化战役的象征，尤其对远在 20 世纪的青年军官而言，它在批评者眼中，依然是施利芬在战役上盲目妄自尊大的象征。通常，当他的战役思想被讨论的时候，他的崇拜者和批评者都没能与他的言论保持必要的距离。毫无疑问，施利芬描绘了证实他理论所需的历史真相。当他说，拥有发动双重包围所需的兵力优势总是好的，或是明确阐述“坎尼会战这场完美的战役在历史中很难找到，因为只有交战双方的一方是汉尼拔，另一方是特伦提乌斯·瓦罗，且双方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相互协作，才能达到这一伟大目标”时，他是认可自己所写的内容的。
这些话语绝非胜利的秘诀，或歼灭战教条的理想根据。此外，对坎尼会战的关注模糊了一个事实，即施利芬的战争历史分析的参考点并非古代世界，而是腓特烈大帝时代。在德意志帝国统一后不久，普鲁士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总参谋部，开始分析腓特烈打过的仗。他们认为 18 世纪中期的普鲁士局势和 19 世纪晚期的德国类似。尽管这种类比是人为的，历史从来不会重复，可必须承认，由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帝国就坐落在欧洲的正中央，故而普鲁士和德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十分相似。在腓特烈时代，普鲁士在多线作战时，都面临着人员和物资短缺的问题。根据当时的思想，总参谋部寻找的是能够令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成为可能的要素。
正如那些尝试着将历史应用在现实中的例子，评估证实了指挥官们对这种局势的分析 ：只有通过基于包围战的歼灭战，战争才能进行，而且指挥官的才华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这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战斗对战争的成功十分关键。因此，从逻辑上看，通过 1575 年鲁腾会战的例子，施利芬证实了他的战役思想。在罗斯巴赫胜利之后，腓特烈二世迅速地重新部署了他在内线的兵力，将其自西线转移至东线，并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侧翼进攻赢得了战斗。
考虑到德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在许多德国军官的想法中，这种历史性的类比并非人力所为。然而，在这一选择性论述的过程中，事件关键点被完全忽视了 ：和平的原因并非腓特烈二世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而是参战各方普遍的疲惫—这是一个深层的政治过程。相比之下，施利芬本人谈到了“鲁腾计划”。 他认为，只有在理想状况下，坎尼会战那样的模板才有可能实现。 按照总参谋部的看法，对单向包围的限制是可行的。最后，鲁腾会战成了施利 芬 1905 年备忘录中战役包围计划的基础。
英文版序
德文版序
中译本序
引言
第一章 定义：战术—战役—战略
第二章 因素与常量：空间、时间以及军事力量
第三章 发端：筹划、机动性，以及应变系统
第四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场两线战争
第五章 苦涩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新瓶装旧酒：现实与空想之间的魏玛国防军、国防
军时期战役思想
第七章 失去的胜利—战役思想的局限
第八章 原子时代的战役思想
结论
后记
1.研究内容与19世纪和20世纪军事历史相关的所有人都需要阅读这本书。所有对战争研究兴趣不强的学者或一般读者都将发现它内容丰富，且易于理解。——丹尼斯·肖沃尔特，著有《德国统一战争》
2.这项研究非常有趣，揭示了德国总参谋部的决策者过去是如何思考的，到如今仍然是如何思考的。——历史网
3.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应给予这份可靠的翻译很高的评价。知名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奇蒂诺（Robert Citino）撰写了本书英文版序言，并在序言中真诚推荐了本书。通过本书，格哈德·格罗斯（Gerhard Gross）确立了自己作为战役军事史上具备洞察力的实践者的声誉。 ——《密歇根州战争研究评论》
4.（格罗斯的）历史调查将使读者对五个不同德国军队的战役思想进行考察：19世纪的普鲁士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皇陆军，两次大战之间的魏玛国防军，阿道夫·希特勒治下的国防军以及冷战时期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其对德国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有趣的连续性研究。――《军事评论》杂志
5.格罗斯将他的讨论扩展到冷战早期，这超出了大多数德国军事史著作的范围。《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对任何一个学习这一主题的学生来说，都是不可少的阅读材料。——《参数》（Parameters），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的期刊
6.格罗斯对英语和德语的文字掌握都通过他的分析而闪耀。格罗斯的研究巧妙地论证和深入了德国军事思想，摧毁了德国战役光辉的神话，并在战略层面暴露了机动战的局限。——《军事历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