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托茨人文科学教授和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柏格拉斯经济学院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史协会会长。他的研究获得诸多奖项，是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奖、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海尼根历史学奖和国际巴尔扎恩经济史奖得主。
他已出版了《开明经济》（The Enlightened Economy）和《雅典娜的礼物》（The Gifts of Athena）等多本著作。

　　在18世纪晚期，欧洲创新引发的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为什么革命出现在了西方而非别处？为什么它可以持续发展，造就了从没有的经济繁荣？
　　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给出了答案：早期现代欧洲独具的一种增长的文化以及欧洲启蒙运动为科学进步和突破性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引起这场爆发性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并非任何欧洲文化优越性的结果，而是身处历史舞台中心的人们的信仰、价值观以及偏好的彻底转变，即“文化”改变，驱使了创新方法的产生。
　　将经济学、科学技术史和文化进化学结合在一起，《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为我们解释了为何在工业革命前的两个世纪，“早期现代”欧洲为我们的现代经济奠定了基础。

　　★许多伟大的学者都写下了不少巨著论证为什么欧洲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能独领风骚，代领世界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乔尔·奠基尔以他令人钦佩的气魄、渊博的学识和**性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之中。在他的解释中，欧洲人的信仰、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驱使他们开始积累、分享和应用知识，而这也是从未出现过的行为和选择。不论是否同意奠基尔的想法，你都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这一观点。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
　　
　　
　　★奠基尔的新杰作是一个艺术家式的作品，它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的新思维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历史上这一重要的事件之一。《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记录了一场允许对自然展开拷问的文化转变，这也最终开启了科学创新的大繁荣时代。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乐观的愿景：文化交流的极大扩展让我们实现了现代繁荣，而我们也可以继续期待这一现象的再次出现。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中，乔尔·奠基尔详细探讨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创造出了在工业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具体明确的创新思想。莫基尔的历史实验室虽是早期现代欧洲，但在我看来，他的方法和发现似乎对思考当今世界各个经济体的未来发展前景都极为实用。
　　——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Lucas li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这些实验并不总能很好地滤除大多数被认为是错误或迷信的信念。知识和信仰可以是“密封”的，也可能不是。“密封”信念的含义是，大多数人以高度的确定性相信这些信念，由于大多数人都依赖它们，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验证。今天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托勒密宇宙体系，认为吸烟对身体无害。然而，许多其他信仰是“不密封”的，仅仅是因为我们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即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修辞标准）的能力有限。在早前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了：世界是由某种微粒子物质所组成的？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它组成的吗？什么是热量？它与燃烧又有什么关系？人们发烧的原因是什么？一种物质可以转化成另一种物质吗？上帝有意识吗？结果就是，文化进化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它们彼此间既不相容，矛盾又无法调和，在能够更好地验证竞争观点正误的方法出现之前，这些争议都无法得到解决。
　　说服他人接受新思想和传播新思想取决于许多因素。一个看似不容置疑的因素是当知识是有效的时候（即当基于这种知识的技术或预测都是有效的时候），信念可以迅速改变。一旦人们看到飞机飞行，他们就会接受比空气重的物体也可以克服重力作用这样一个陈述性命题，附加接纳这一原理背后的航空物理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关于传染病的扩散原因和模式的一套信念的传播。一旦人们证明可以杀死细菌的某些特定行为可以降低感染率，那么就很少还会有人怀疑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这一命题。从纯粹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可能会导致假言推理的谬误，因为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种技术很有可能以一个错误原理为基础但仍能发挥作用。如果人们认为沼泽地造成了空气污染，之后又导致疟疾出现，则在疏干沼泽后疾病也消失的现象似乎就证实了疾病传播的瘴气假说。但这一推论是错误的。
　　检验知识并使得其被接受和成功传播的修辞标准本身就是受文化进化影响和制约的社会习俗（Mc Closkey，1985）。论证这些命题在被证据支持之后被人们接受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必须具体说明“支持”的真正含义，以及哪种证据是可采信的。一个“证据”被定义为历史上圣人所支持的观点的社会，和一个认为“证据”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获得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后者也必须确定究竟怎样的实验设计是被允许的、是合理的，又是哪些结果可以被认为是有决定性的。当一个统计学检验的回归系数远大于其被预测的标准误，则代表在某一个显著性水平上我们不能拒绝这个假设的情况下，它在什么时候可以被认为是有说服力的？并且不能拒绝这一假设是否代表它就是真实的，或至少是可信的？也许我们最多能做的不过是为一个命题赋予其可能真实的主观概率，尽管某些概率可能明显就等于1。
　　文化进化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最极端也是最受欢迎的方法是由理查德·道金斯最先提出的。这个方法将文化进化类比于遗传学，遗传学中的经典复制者——基因，在这个方法中被“模因”（meme）所取代。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1999）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概念，她认为模因是“自私的”进化复制者。在她看来，文化进化必须被理解为两种自私的复制者——基因和模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与鲍尔斯和金迪斯（Bowles and Gintis.2011）讨论的基因一文化共同进化的概念相似，她认为世界是基因一模因共同演化的结果，人类只不过是这两种复制者的临时储藏室，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它们的载体（Blackmore，1999，p.235 -236）。这种简化方法是否有助于历史叙述还有待观察。已经被多次指出的是，模因的问题在于，知识“复制”自己所采取的方式不只是基因复制自己的方式这样一种。事实上，知识被发送、被接收、又被解读（Sperber，1996，p.101-106）。重要的是接受者能否被说服，他们是否会选择接受某个文化信息，并将其加入他们自己的信仰或偏好组合中。他们决定接受，可能是因为这一新知识被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它与他们已有的倾向或各种其他标准是一致的。基因的接收者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利。
　　再从历史上说，人们从文化菜单中做出选择，但我们很难确定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何选择某个项目的。不过，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是谁编辑了这份菜单、为什么是这些选项而不是那些选项、每个选项又有多大吸引力。当经济学家研究做出选择的个体时，他们倾向于将他们都放置于某种优化框架中。不论是在静态还是动态的框架下，受制约的选择最终构成了经济模型中的基本要素。可以说，文化选择是很难适应这一框架的。一个人是如何决定他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相信进化论？选择喜欢泰国菜？
　　……

第一篇 发展、文化与经济史
第一章 文化与经济学 3
第二章 自然与技术 15
第三章 文化进化与经济 20
第四章 基于选择的文化进化 32
第五章 文化进化中的偏见 40
第二篇 文化企业家与经济变革（1500—1700年）
第六章 文化企业家与基于选择的文化进化 55
第七章 文化企业家——弗朗西斯·培根 65
第八章 文化企业家——艾萨克·牛顿 92
第三篇 创新、竞争和欧洲多元主义（1500—1700年）
第九章 行为中的文化选择：人力资本和宗教 111
第十章 文化变革和有用知识增长（1500—1700年） 132
第十一章 分裂、竞争以及文化变革 154
第十二章 竞争与“文人共和国” 167
第四篇 启蒙运动的序曲
第十三章 清教主义和英国例外主义 211
第十四章 一种进步的文化 230
第十五章 启蒙运动与经济变革 249
第五篇 中西方的文化变革
第十六章 中国与欧洲 267
第十七章 中国与启蒙运动 298
结语 有用知识与经济增长 315
参考文献 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