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舌：拉美新教的剧变》：
1738年之后英格兰的循道会曾是一个运动，也被证明是那个时候第一批可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运动之一。它发展出一个流动的系统，因为它的人员就是流动的。因此它增加了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的物理性交流，同时也强化了灵里的交通。循道会通过巡回牧师和平信徒传道人直接向大众布道。
它也打破了当地居民核心之间的统一。一些联系太紧的被分开，而更多的则预备好了接受循道会式的重建。在社会等级制度空隙中的很多人发现等级优越感在教区教堂里大肆滋生。加入循道会，可以宣示他们的自治，却又不直接挑衅整个政治秩序。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极力镇压的那些年，直接挑战本地和国家的权力堡垒，会带来严重的逼迫，甚至也许像瑞士那样以法律控制来压制异议。人们也可以在教堂礼拜或大规模户外敬拜中，通过对他们感受、焦虑和希望的自由表达来表示他们内在的自主。在那里，反抗停止了，至少停止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由信仰所支撑起来的自由空间里，新型的更加平等的关系可以被探索建立，新的积极自主与权威的作用被发挥。人们不仅仅宣示着他们刚获得的自治，也锻炼了组织、责任和公共演讲方面的技能。他们成为“发言人”，更有甚者从某种程度来说，女性发言人认识到自己是具有良心的个体。对良心的个人意识和自觉联合的能力拥有远超过循道会惯常前沿的影响力和效用。
同时，他们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受复兴影响的循道会教会和其他宗派教会，积攒了可能建立图书馆的，或者给彼此提供经济支持的，或者维护农场工人权益的，或者维护某一行业执业者的人际网络。同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一起练唱或者参加成年人学校的基础。有时这样的活动会形成极大的组织机构：伦敦圣音协会（the Sacred Harmonic Society of London）或者斯多克博特主日学校（the Stockport Sunday School）。14即使这些人际网络和活动自身并不涉及政治，它们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社会兴趣的具体表达形式。最终，这些人际网络和活动被应用于地方自由主义组织的政治运作中。所以在1870年至1920年，对保守党还是自由党的政治忠诚可以从圣公会主日学校与新教徒主日学校各自的出勤率来预测。
循道会信徒聚集在特定的地方。你可能会在新米尔斯（New Mills）这样的工业乡村，或者在东兰开夏郡（east Laca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那样产羊毛和棉花的小镇，或者在邓纳姆（Dunham）和康韦尔，或者在南威尔士，或者在博尔顿（the Potteries）的渔业矿业社区中找到他们。他们也集中在一些特定的自主职业中，他们是工匠、工头或者小店主。因为他们的资源非常有限，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社会流动性也受局限。福音事工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最好渠道。追求圣洁和认真寻求信仰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小部分人在一个更加戏剧化的范围内取得成功，成为像在面粉生产和果酱制造，甚至矿业这些行业领域的企业家。即使他们没有在社会上更加兴盛，但是他们吃得饱足，并且是营养补给品的率先使用者。
这幅简洁的素描被当作记录当代五旬节运动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性的模板。首先，被卷入福音运动的人展现了两种与五旬节运动极相关的、崭新的节奏。第一种是在工厂工作的节奏。从这一点来说，循道会信徒时刻强调“规矩”。另一种就是从任何有吸引力的资源，从复兴的诗歌的韵律中挑选出来的“灵歌”的节奏。第一个节奏是有序的，而第二个节奏是不受约束的，但它们是互补的。17这个在工作范围的有序性和在恩典范围的活泼性将循道会和五旬节运动联结在一起。
这种新型的宗教节奏特别是在英格兰的边缘——在康韦尔和南威尔士的凯尔特（Celtic）社群中很有力。18在这些边缘和空隙中，相对自主的和／或边缘的人的新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文化。但是与此相关的是，它通过与众不同、有时相互分离的复兴运动的分支来表达国家的特性，并且讲它的语言。所以威尔士的复兴从其自身的加尔文资源之中取得供给，然而在英格兰模式下的循道会只影响了少数。
在威尔士，福音性信仰以各种形式展开——浸信会、公理会、卫斯理循道会和加尔文循道会——并且形成了异议。19然而，在英格兰，它依然在盎格鲁的、具有等级制度的框架下运作，在威尔士，阶级分化的棱角被进一步瓦解，主要的区别在于受人尊敬的上教堂者和声名狼藉的酗酒者。这些社会宗教范畴的变化进入并且表达了英国所有“边缘”文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表面上更加平等，并且更加倾向激进派政治的方式。虽然威尔士的很多教会扎根于温和的自由主义，但是它们提供了工党和自由党很多骨干以及之后威尔士民族主义一些领袖生活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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