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出身孤寒，自画荻识字起，便与文字结缘，又因杰出的文学才华而步入仕途，在政坛中跌宕起伏，*后成为令人仰慕的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他作为北宋文学巨擘的地位早已毋庸置疑， 1057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手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等人，成就了北宋文化*为辉煌的一代。在政坛上，他立朝蹇谔，不以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和理想，在波诡云谲的朝堂纷争，他既收获了赞誉，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他既赢得朋友，也失去过友谊，甚至结下仇怨。这本传记从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入手，以他的人生起落为经，诗文作品为纬，以诗词文入传，不仅全面展现他起起落落的一生，展现了一代文宗的高贵品格和精神。
此时，在文学观念上，欧阳修仍与尹洙基本上一致，但与同年好友石介，则旨趣大异。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年进士及第。他“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元·脱脱《宋史·石介传》），在思想上崇尚儒学正统，力斥佛、老虚妄；在文学上倡言古文，激烈抨击西昆体时文的流弊，尝作《怪说》、《中国论》，认为“去此二者，可以有为”。石介时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府推官，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名健将，他的这些文章影响很大。
一天，欧阳修在王拱辰家品茶，拱辰拿出石介刚寄来的书信和随信附寄的《二像记》石刻本，请大家欣赏。欧阳修接过一看，竟是满纸乌黑，几不可识，反复细辨点画，才慢慢看明白他写的内容，心中不由暗暗吃惊。回想前年在洛阳时，他收到的石介来信，那时字迹并不如此怪异。当时在座的还有蔡襄，同辈中书法最精，遂将书信递给他，问道：“君谟（蔡襄字），你看这字迹，是因为不懂书法才写成这样吗？”
蔡襄仔细看了看说：“不是。”
“那么，是书法的规则本来应该如此？”欧阳修一脸困惑。
蔡襄摇摇头说：“也不是。”
“或者，”欧阳修想了想：“是不是古代书法史上曾有过这么一种字体？”
蔡襄笑道：“没有。”
“现代还有谁这样写字吗？”
蔡襄仍是摇头。
“那么，守道为什么非得这么写呢？”
蔡襄回答说：“我看呀，他这是故意标新立异，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欧阳修联想起最近读到的石介的几篇新作，其好古悯世之意固然令人感动，但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对所论述和批判的事情又没有深入地追源溯流，在文章风格上也是求新求怪，不讲究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倾向与他习字的偏向显然是同出一辙。本着朋友之间相期于道的想法，欧阳修决定给石介写封信，直言规劝。他说：
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与石推官第一书》）
追求真理，是君子求学致道的目的所在，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被称为特立独行的人，如果细考其行迹，也不会越出君子的行为规范，只是与当时那些得势的庸俗之辈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求异取奇并不是君子所当为。而石介的书法，“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天下皆非之”，却“昂然自异，以惊世人”，对于这种做法，欧阳修觉得很不可取，而且他见微知著，敏锐地察觉到石介这种“好异以取高”的习尚，将有可能把一代青年学子引入歧途：
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同上）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语，倔强劲直、性格偏执的石介却听不进去，他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本不善书，更不屑以此“特异于人以取高”。因为他所留意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这才是匡时济世的根本，而书法只是用来传播圣人之道的一种工具，“能传圣人之道足矣”，又何必孜孜于此？更何必古有法、今有师？他说自己真正有异于众人之处乃是排摒为害儒学正统的佛老思想，诋斥雕章琢句的西昆体时文，但也并非是“特为取高于人”，确实是出于卫道的需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批评是，自己可能给青年学子带来不良影响，他在信中反驳道：
国家兴学校，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责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答欧阳永叔书》）
接读来信，欧阳修觉得石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书法固然只是一种工具，好与不好无关乎国计民生，但他所忧虑的是，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不良的思想倾向，恐怕会让正在兴起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革新走一段本可避免的弯路。是的，我们要求新求变、破除陋习，但并不意味着不分良莠，全盘否定。批判传统，同时也应该尊重传统，这样才能去芜存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因此，他又提起笔来，再陈其辞：
然至于书，则不可无法。……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与石推官第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