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经纶，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公共政策评论》主编，《公共行政评论》编委。

朱亚鹏，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主任。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是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定期出版的一份专业性学术出版物，旨在推广政策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以关注中国公共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为依归，探索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和规律，提升公共政策的品质和公共治理的质量。《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17卷）》共收录了十一篇文章，分为四个专栏，研究内容涉及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概念化和方法、国内外养老与儿童服务、社会政策与立法、社会治理等。

重新发现比较社会政策研究：概念化与方法

蒙克 华冉 汪佩洁

一、问题的提出

    比较研究在社会政策领域并非晚近现象，当哈罗德·L.韦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和查尔斯·N.勒博（Charles N. Lebeaux）在1958年出版的《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Wilensky & Lebeaux，1958)中第一次将社会政策按照政策取向分为剩余型（residual）和制度型（institutional）时，比较社会政策领域就开始走向学术共同体（尽管这一时期的共同体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化与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国家的政策扩散与学习，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逐渐开始形成规模(Kaim-Caudle，1973；Wilensky，1975；Kennett，2007；Jones，1985)。然而直到现在，这一研究领域都没能得到诸多研究者系统的认识，不少综述类文章在梳理研究脉络时，依然遵循着“以艾斯平-安德森为里程碑，带出一系列解释性研究”的思路。这样做一方面导致了对社会政策的类型学探讨有所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理论概念化的系统总结，不少研究尽管关注的都是社会政策，但由于概念测量的不同，各种研究成果之间难以展开实质性对话(Hudson & Kühner，2010；Kühner，2016；Howlett & Cashore，2009；Green-Pedersen，2004)。此外，既有的综述类研究在总结核心变量或概念的时候普遍按照变量类别展开叙述，然而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比较社会政策的理论、方法与历史的演变割裂开。事实上，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每一次革新，都不应被视为学者们智力游戏的产物。要想理解社会政策和福利体系为何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不断改换面貌，应当将其浸入历史的浪潮中，以它在经验世界的变化理解它在智识上的更迭，如同柏拉图形容的衔尾蛇（οὐροβόρος），以理论之首衔现象之尾，从内部理解其研究脉络。

    秉承着这样的质疑，本文通过对比较社会政策领域战后文献的综述，厘清描述性和解释性两类研究的分野，并系统地勾勒出这两支传统各自关注的概念。毕竟，变量问题很多时候“并非简单的数据问题，而是关系到理论的概念化”(Green-Pedersen 2004)。有了合适的视野之后，研究者们还需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析所观察到或间接获取的材料。由于“是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性质不同，因此对于方法的讨论依然会区分两支研究传统并线进行。如果将本文的分析结果和其他综述文章相比，就会发现描述性和解释性两支研究传统的确提供了两套讲故事的方式，而本文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其中一个被忽视已久的故事重新带到研究者面前。需要说明的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的概念测量重点不同、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独立的。事实上在很多研究中，作者都是将福利体制的分类作为铺垫，进而探讨因果关系的解释。本文之所以将两种类型的研究并立，意在强调描述性研究同样重要。同时，关于研究脉络的叙述方式也会影响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解，因而本文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将每一个关键的概念化方式与理论嵌入到历史流变中，从而使研究脉络因其现实背景而“合情合理”。

    对于每一位从事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都需要将厘清“社会政策”的定义作为研究前的预备活动。因为只有知道社会政策是什么，才能进一步了解我们要比较什么。而它的定义中有两大要件一直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即“谁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分配内容是什么”。带着这两个要件潜入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社会政策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国家，当时主要由慈善协会推动民间救济机构，通过提供物质资源的方式帮助解决工业革命导致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杨团，200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生产，社会政策成为由国家政府向市民提供服务或物质资源的政策，即所谓的“社会行政”传统(潘泽泉，2007；王卓祺、雅伦·获加，1998)；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化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各国政府开始不同程度地降低高成本的社会保护来减轻危机，此时社会政策的提供内容依然是资源型社会服务，但提供主体转向了市场(潘泽泉，2007)；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隔离现象的加剧，社会政策开始关心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谭兵，2011)；90年代，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打破社会不平等，社会政策内容除了物质性资源之外，还加入了权力、地位等资源，而另一方面社会政策服务的私营化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因此之后的社会政策提供主体强调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个人等共同承担的福利多元主义(谭兵，2011)。如果站在当下的时点上，那么社会政策的定义可以是“由公共部门（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提供的，旨在维持和促进收入水平，家庭、健康福祉等的政策” (Kennett，2007)。

    本文接下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结合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发展历史，简要阐述其学科定位和分析单元；其次，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类型，区分两种研究类型并分别阐述其概念化方式；再次，归纳两种类型下的研究方法；最后，在总结本篇综述贡献的基础上，展望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未来方向。

研究综述

重新发现比较社会政策研究：概念化与方法     蒙克 华冉 汪佩洁 

中国农村居家养老研究的议题回顾与未来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汪超 罗贻文 唐尚锋

养老与儿童服务

德国的医疗与护理关系及其对中国医养结合的启示     刘涛 解正林 陈仲钰

需求与资源的“拔河”：中国台湾地区《长照2.0计划》资格规则评析与启示     陈文华 陈琇惠

养老服务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李佳 车田天

中国存在虐待儿童吗？——对专业人士虐儿观的话语分析     李隽

社会政策与立法

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有限责任”的配置路径——以国家辅助性理论为契机     杨丹

试论用模块化设计思维解构和重建大救助体系 ——兼谈社会救助立法与精准脱贫之困     刘昂 杨涛 向国春

社会治理

权责匹配视角下的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研究     黄宸

划界治理：地方政府如何消解“新土客冲突”：以“D镇事件”为例     陈晓运

新时代社区治理持续创新研究：基于技术治理视角     李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