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第二部 . 节节败退，1943年失败的战争》是“国防军”系列的第二本，本书以生动、细致的方式记录了1943年中的重要战役——盟军在北非登陆、冯·曼施泰因将军在哈尔科夫前线组织的大反攻、德军在卡塞林山口的进攻、坦克和军队在库尔斯克展开的史诗级战斗、苏军在奥雷尔和别尔哥罗德进行的反击，以及盟军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等等。通过这些事件，奇蒂诺揭示了德国国防军这个为暴力侵略而配置的军事机构如何在局势逆转时做出反应；在1943年，他们明明拼命地防御着，为何处境却愈发糟糕；在物资与人力方面皆占优势的盟军，为何也没能在1943年取得更大的战果。奇蒂诺熟练运用他那备受推崇的敏锐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国防军这支精锐的部队是如何在劣势下作战的，希特勒的军官团在与英、苏军队展开过残酷对抗之后，又会如何看待新参战的美国军队。
问题：国防军已死？
在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应该都能清楚地看出，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以及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的德意联合装甲集团军在阿拉曼（El Alamein）的溃败]已经动摇了德国人关于战争本质的每一条基本信念。运动战？它已经在地图上三个相隔甚远的地点几乎步调一致地戛然而止。在阿拉曼，在高加索，在斯大林格勒，运动战都已让位于静态的阵地战（Stellungskrieg）。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消耗战，需要付出高昂的人员和物质代价，正是历史上德军一贯设法避免的那种战斗。部队主官积极进取的精神？在阿拉曼瓶颈地带，隆美尔可以说是拼光了最后的兵员和坦克，因此在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Bernard Law Montgomery）兵精粮足的第8集团军发起的进攻面前实际上毫无办法。保卢斯将军也在整个1942年秋天把一个又一个步兵师送进斯大林格勒的城市战绞肉机里。到了最后，他再也没有剩余的预备队，没有能匀出来用于保护侧翼或与友邻集团军保持联系的部队，当苏军在这座城市的南北两侧发起精心策划的反攻（天王星行动）时，他完全没有能力做出应对。在高加索，德军在11月向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发起最后一次冲刺，这座城市是通向格鲁吉亚军用公路（Georgian Military Road）的门户，因而也是通向苏联南方广袤的油田的门户。德军一度接近了这座城市——打到了距离它只有两千米左右的地方，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耗尽了气力。苏军通过一次反击将他们击退，德军的先头部队差一点就没能突破苏军的包围。在高加索的其他地方，德方两个集团军（东边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西边的第17集团军）在群山中寸步难行，受阻于后勤困难、崎岖的地形和坚固的苏军防线，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德军的作战计划胃口过大。
最后，无论我们把普鲁士—德意志兵法的最后一个特点称作“任务式策略”也好，“下级指挥官的独立性”也罢，这两场灾难都对它产生了负面影响。看来在纳粹德国，部队主官要想得到思考或行动的自由确实可能性极低。在1942年的会战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沉重打击了军官团，他对指挥官们管头管脚、频繁骚扰，还把他们成批撤职——其中有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General Franz Halder）、A集团军群司令威廉·利斯特元帅（Field Marshal Wilhelm List）、不幸的第48装甲军军长费迪南德·海姆将军（General Ferdinand Heim），等等。元首甚至一度亲自指挥起A集团军群，并对其战场表现造成了不出所料的影响。
但是我们在对这段历史做出评价时需要慎重。将1942年东线德军遇到的一切挫败都归咎于希特勒是关于这场战争流传最久的谬论之一，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冷静地思考过，希特勒在战后对军官团来说成了一个多么方便的借口。由于各条战线分布广泛，而且与德国远隔千里，部队主官在日常的作战行动中仍然有着很大的自由。但是，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对他选择的地方进行了干预，而且他的干预具有不可预测和变幻无常的特性，因而也就更加令人烦恼。在战争初期他也许一度有过某种初学者的幸运，1940年会战的策划和执行过程就是一例。但是，德国官方编纂的战史说得非常正确：在1942年的某个时候，希特勒的决策超出了新奇和反常规的范畴，到了“不专业和有缺陷”的地步。“双重战役”——同时而非先后攻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决策——就是他造成的不幸结果。
到头来，1942年暴露了传统德式兵法的弱点。这种战争方式诞生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公国，成熟于一个疆土狭小的王国，着眼于在161—232公里（约100—200英里）的距离上速战速决，依赖于良好的道路网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在被赋予征服苏伊士运河、伏尔加河和巴库油田的任务后，它便崩溃了。要确定德国究竟在哪个时刻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关于这场战争的转折点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且永远不会停止。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客观现实而言，当1943年的第一缕曙光降临时，德国军队实际上已经没有通过运动战——也就是通过快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打赢战争的希望。从这个意义来讲，1942年确实标志着国防军的死亡。
是的，我们确实能下这样的断言，但是那又如何呢？战争——尤其是20世纪的工业化战争——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较量。它并不是军事文化之间单纯的抽象对决。我们不能以如此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它，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蕴含着太多的偶然性，有上千种不同的因素会时不时地改变它的走向。随着德国的传统军事文化走到穷途末路，国防军已经再也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曾经有这种可能的话）。但是就短期而言，这样一个抽象的事实改变不了什么——这场战争还有得打。
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引入“文化”这个平台来展开研究既提出了许多问题，也破解了数十年来的众多谜团。在这方面可以讨论各国的战争方式，也就是据说决定了各国军队如何作战的军事文化。可以讨论制度上的军事文化，即一个既有的军事团体如何看待其自身、其历史及其与广大社会的关系。最后，还可以分析民族文化，即诞生军事机构的母体。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文化就是让历史人物畅游的江河，其中充满了他们可能只是隐约意识到的隐含假设和默认设定。它就是他们的人生可能性和期望的包络曲线。它就是“思维框架”，而跳出框架进行思考的难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
虽然这些文化先决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它们的影响加起来也远远达不到决定历史走向的地步。历史人物也许经常会无意识地感觉到某种心态和采取某种观点，但他们仍然有着自己的人生，会自己做出选择和自主采取行动。让我们从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的丰富史学著作中借用几个名词吧：军事历史学家既需要考虑“意向主义”（人类自身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考虑“结构主义”或“机能主义”（先决条件、长期原因和系统性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左右程度）。
当我们观察第三帝国在这可怕的一年结束之际所面临的局面时，必须牢记这一原则。我们中间研究战争的学者可能会发现，在1942年以后要给纳粹德国找到一条避免失败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此时大同盟的实力还只是初露峥嵘；特别是美国巨量的物质和工业资源，才刚刚开始抵达战场而已。就潜力而论，同盟国可以把德国像只苍蝇一样拍死。但“潜在胜利”和“实际胜利”完全是两回事。尽管遭遇了种种挫败，尽管德国取得决定性战役胜利的最后希望已经破灭，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覆灭已经无可挽回，德军总司令部里却无人提出投降的建议。德国将会继续战斗。“我们会重建第6集团军。”希特勒自信满满地对他的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General Kurt Zeitzler）说，几乎所有战线都在1943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就流传着一个很有名但也显然很可疑的传说。据说在1939年9月那个决定世界命运的日子里，当英国即将对德国宣战的消息第一次传来时，希特勒转身面向他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43年年初，德国军队面对的正是当初据说希特勒曾问过的这个问题：“现在怎么办？”
前言
1：最后的胜利？争夺突尼斯
2：曼斯坦因、哈尔科夫之战与指挥的局限性
3：战斗力量的局限性：1943年，突尼斯的胜利与惨败
4：库尔斯克之战省思
5：击破轴心：雪橇犬行动与西西里战役
6：曼斯坦因的战争：1943年7—12月，东线的运动战
7：凯塞林的战争：1943年，意大利
结语：打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