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经验和美国经验两大文化潮流的汇合，孕育了索尔·贝娄捍卫人类的思想。
贝娄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贫民窟里长大。他是一名犹太人，他的家庭也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传统家庭。贝娄曾经说过，他的母亲“完全生活在十九世纪，她唯一的期望就是我能像家里其他人一样成为一名塔木德学者”。贝娄幼时就读于犹太儿童宗教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希伯来语。贝娄在家里说意第绪语（还有英语和法语）。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意第绪语，还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意第绪语故事，其中包括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他还曾经为一个犹太短篇故事集写过序言。
犹太背景对贝娄的影响在他的作品里清晰可见。《受害者》中的故事情节大都围绕犹太人的受迫害意识和他们对兄弟情谊的渴望而展开。《奥吉·玛琪历险记》开始的几个场景描绘了城市里的犹太穷人与中下层人的生活。《抓住时日》里的人物形象是典型的纽约犹太人。《赫佐格》中既有对犹太童年的描写，也有对犹太家庭情感的浓重渲染。在贝娄的作品里，我们注意到一种日益明显的意第绪风格，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作品的句式结构和他试图调和世俗与理想的思想中。
贝娄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了他对人类的信仰和对生活的忠诚呢？可以说贝娄对人类的信仰深深地植根于犹太文化的土壤中，事实上也本该如此。历史上犹太社区遭受过无数的打击和重创，犹太人的信仰曾经帮助他们抵御了种种绝望情绪。莫里斯·塞缪尔曾用过一个意第绪语单词“bitochon”，意为肯定、信念和信仰。他写道，“bitochon”代表的是“各种形式的生命都拥有的本能信仰，它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这种信仰在犹太社区的流传是否比在其他农民村社更广泛实际上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犹太人的“附和”（yea—saying）意识贯穿于犹太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种“附和”意识与贝娄希望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爱命运”（amorfati）的思想极为相似。
面对严酷的历史事实，犹太人怎么还能不断地说“是”、一味地表示赞同呢？事实上，犹太人早已意识到理想的世界存在于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中，而不是在它的外部。理想的世界不是那个神圣超凡的耶路撒冷，而是现实中耶路撒冷的再现。犹太人回到了故土，他们不再是一个个的游魂，而是活生生的人。天国就是这个被救赎了的世界。因此，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这两极又直接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正如现代意第绪语文学之父门代尔写的那样：“犹太人是各个非犹太民族的第欧根尼，他高昂着头，深思着上帝及其创造的奇迹，而他自己却住在一个木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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