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氏兄弟

　　鲁迅、周作人，一阴一阳，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两个典型，而周氏兄弟在宗教上的主张，得自他们老师章太炎的启发最多，许多具体说法，每与乃师暗合。

　　在现代作家中，因反对“英语本位”而倡导向“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精髓的周作人，大概是最熟悉《圣经》也最喜欢在文章中引用《圣经》的人。留学日本之初，他就为了翻译《圣经》而学习希腊文；结果希腊文学成了，却主要用来翻译活跃于公元2世纪、对文艺复兴作家影响巨大的卢奇安（或译为“路吉阿洛斯”）用希腊文写作的嘲讽基督徒的对话录，晚年甚至用遗言的形式总结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而与《圣经》的信仰失之交臂。

　　周作人一再强调“与宗教无缘”，与一切信徒皆是“隔教”。尽管他主张宗教自由，但这种自由对周氏自己的意义，恐怕仅仅在于自由地不信宗教。周作人也强调人的“内面生活”十分重要，但他之所以有如此的强调，并非因为他考虑到人的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与灵魂，而仅仅根植于人从动物那里不断进化到人的科学信念。对精神、灵魂的这种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解释乃至拒绝解释，当然不会给宗教保留任何地盘，所以他最佩服的是范缜的神灭论。周作人感兴趣的只是如何“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所以他断言，“新时代的文学家”应该只是关心人的，而不应该有任何超越人的东西，他们应该是“偶像破坏者”。破除了宗教的崇拜之后，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新宗教”，这种“新宗教”的特点在于：“——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新文学的要求》）。”人是自己的神，这话听起来颇有点古蛇引诱夏娃的意思，蛇告诉夏娃，只要她和她丈夫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不需要任何神祗，人能自己分辨善恶，他就是自己的神了。人的自我崇拜或自我做主完全取代了人对于超越的神的信仰。周作人由此出发所设计的新文学乃至新文明的要义，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的文学》），“个人主义”可对应于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人问本位主义”可对应于章太炎对现实政治的无限看重（“干得事来”）。如果说前者是章氏所理解的法相宗精神（万法唯心），后者就是章氏所理解的华严宗精神（普度众生）。

　　坚执“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周作人，中期以后也不断有所怀疑，从与鲁迅兄弟失和开始，就结束了关于人生的“蔷薇色的梦”，经常叹息其所执著的“人间本位”的“苦”，满纸皆是“苦茶”、“苦雨”、“药味”、“药堂”、“苦竹”——“附逆”之后不离嘴边的所谓“寿则多辱”之“辱”，其实并非单纯因为长寿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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