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我乘坐的财富航运公司加菲尔德总统号邮轮停靠在日本神户港港之后，我便弃船上岸，让我的行李自己去完成前往上海的旅程。按照事先约定，先期到达的比利·麦克唐纳德来到港口接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家伙来日本时使用的是虚构的名字和身份，他护照上显示的职业是某个杂技团的经理助理。不管怎么说，他的到来帮助我生动而真切地了解了那个即将接触的新世界。
　　作为中国空军的教官，比利当然不可能用自己的真实身份申请来日本。那样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直接被日本的驻华领事馆拒签，要么就是来日本之后被他们的秘密警察盯梢。于是，比利只好虚构了一个杂技团经理助理的身份。这家杂技团曾经多次来到日本，因此他们的到来并不会引人关注。比利混在杂技团中间，很轻松地进入了日本，并和他们一起走遍了日本各地的大小剧场。直到我的行期确定以后，他才在大阪和杂技团分手，跑到神户等我。
　　我们在日本停留的目的就和那些打着“旅游者”招牌，带着德国相机和高倍望远镜，在我们的军用机场、港口探头探脑的日本人一样。为了便于侦察，我们专门租了一辆敞篷观光汽车，然后把相机藏在大衣下面，开着车在这个国家乱转，凭借老飞行员敏锐的目光，寻找那些具有军事意义的目标。这个国家实在不是很大，虽然只能停留几天，我们还是造访了日本的很多地方。我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各种情报，内容涵盖重要建筑、工业基地、商业中心，以及那些被怀疑有可能正在新建军工企业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先后游历了京都、大阪、神户等大城市，还乘船造访了濑户内海，并注意到了部署在内海孤立岛屿上的军工基地。最后，我们在门司和下关这个日本最大的海上关隘停下了脚步，从那里乘船渡过黄海，来到上海。平心而论，我们此行获得的情报虽然非常宝贵，却还远远不够。然而4年之后我才吃惊地发现，即便是我手上这些小儿科的情报，也远远要比陆军部掌握的资料丰富得多。美国政府在对日情报侦察方面做得实在太差，以至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陆军部对日本陆海军情况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于是，在1942年春天，准备完成轰炸东京壮举的吉米·杜立特只好以私人名义通过那些战前曾经与日本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搜集情报。
　　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闷热潮湿的6月梅雨季节。此时，这颗“东方明珠”在霓虹灯的掩映下显得繁华依旧。近10年来，人们始终关注的是如何在这片乐土上聚敛财富，却忽略了笼罩在头上的战争阴云。时至今日，1931年中日冲突的遗迹在上海依然随处可见，然而那些流连在大大小小外国沙龙里的优雅人士讨论的话题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的“外部干扰”如何影响了他们赚钱。“要好好教训一下中国，然后这个国家就会重新恢复秩序”，我不止一次地在沙龙里听到身居上海的外侨发出这样的论调。
　　在上海，我会见了此次中国之行的两位关键人物：端纳先生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端纳先生是位身体强壮、满头红发、外表高深莫测的澳大利亚人。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当过新闻记者，还为多名中国军阀做过私人顾问。尽管端纳先生始终拒绝吃中餐，也不怎么愿意学中文，他却和中国乃至亚洲的多位政治强人关系密切。刚到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当过统治满洲的少帅张学良的私人顾问，并帮助少帅戒除了毒瘾。也是在端纳先生的帮助下，原先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间的张学良变得强硬起来。最终，日本只好以武力入侵的方式直接控制了满洲。少帅则没发一枪，退到了关内。
　　如果我所了解到的有关“西安事变”消息完全属实的话，那么就有理由相信，恰恰是端纳先生促成了事件的圆满解决。或许真的是天意，就在“西安事变”几个月前，端纳被张学良推荐给蒋介石委员长担任私人顾问。“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端纳从南京乘飞机赶到西安，迅速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并促成了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对于中国来说，1940年端纳试图清除国民党政府内部保守势力行动的失败绝对是个悲剧。那之后不久，他就被从蒋介石的身边排挤了出去。在对待东方式的保守、涣散方面，端纳是个不会妥协的人。然而就像一切与此做斗争的改革者那样，端纳最终感觉自己是在拍皮球，用用劲就可以把那股歪风邪气压下去，可是稍一松手，那些东西又会卷土重来。
　　在军事方面，端纳非常重视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幸亏有了端纳的引荐，我才得以顺利地打入中国政府复杂的人脉圈；也是在端纳的帮助下，我所提出的问题才得以直达蒋介石，并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注意；还是由于端纳的左右周旋，才让我和宋美龄这两个急性子得以磨合。如果没有端纳的帮助和理解，我恐怕在中国待不了几天就得收拾包袱走人，根本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并被关进了战俘营。不幸之中的万幸，日本人并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战争结束之后，端纳返回中国，并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1947年冬天，以平民身份重返中国的我和他在上海重逢。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端纳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3年半饥半饱的战俘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将他拉到了死亡的边缘。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并坚持撰写回忆录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一个酷热的午后，罗伊·霍布鲁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准备带我去法租界面见“新老板”——宋美龄。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被告知宋美龄刚刚出去了，然后就被带进一间凉爽的房间里耐心等待。突然，一位身穿巴黎时装、热情四射的年轻漂亮女士走了进来。我以为这是罗伊的某个朋友，于是继续坐在那里，没有站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我大吃一惊，罗伊猛地把我拽了起来，然后恭敬地向对方介绍说：“蒋夫人，请允许我介绍陈纳德上校。”
　　原来这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她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要年轻二十岁，英语说得很流利，还带有浓郁的南方口音。浑身散发着女性魅力，但宋美龄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忍受着闷热天气所做的事完全应该是男人该做的。就在我们见面前不久，她刚刚被委以负责收拾中国空军烂摊子的重任。这个任务困难重重，可是宋美龄却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需要尽快了解空军的实际情况。我被要求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份相关报告，以便她可以据此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我后来关于空军建设的很多设想其实也都来自这份报告，可是日本人对它却一无所知。
　　按照宋美龄的安排，我的调查将从南京开始。于是，在上个秋天被航空队停飞之后，我再次“重操旧业”，拉着比利来到杭州航校，各自开了一架道格拉斯双翼飞机起程前往南京。我们的飞机后座上还带着两位旅伴。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名叫史密斯的美国机械师；坐在比利后面的是苏伯炎上校，曾经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现在的身份则是我的私人翻译。很久不摸操纵杆之后，能再次和比利一起飞行感觉真的不错。要不是飞机下面绿色的稻田、纵横的沟渠、黑顶白墙的农舍提醒自己已经身处中国，我差点就把混浊、汹涌、从南京蜿蜒而下的长江当成了密西西比河。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我们现在是在中国，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南京，那里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到达南京以后，我才明白宋美龄如此着急的原因。就在上海仍然沉浸于大战前虚假繁荣的同时，南京却早已被浓郁的备战气氛笼罩。根据来自中国北方的消息说，日本人正在向中国大举走私，并且还用各种方法胁迫，试图阻止他们的违法行为的海关人员。除此之外，日本人还要求在中国北方的广袤土地和铁路沿线驻扎军队。所有这些消息在中国南方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运动。
　　抵达南京的我第一次对中国空军的困难局面有了切身体会。在对东方国家的航空器材和技术出口方面，西方国家的控制始终比较严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才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最初的空中力量。中国在这方面还要更晚一些。大概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各地的军阀才纷纷在英、法、俄、美、意等国的“帮助”下，组建了规模有限的空军部队。这些部队不仅飞机全部购自国外，就连飞行员也大多是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