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而对皇权、神权的层层压迫，社会的平寂与压力无由抒发，借助妙峰山庙会的机缘，人们组织起香会来展示自己的力量与存在。在碧霞元君神祗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以此获得尊重和幸福感。豪迈的茶棚主持人、香会主持人借助神}氏的巨大感召力，在此尽情地抒发着对封建制度及其官僚统治阶层无声的抗争与不屑。
纵观妙峰山康熙年间至抗战前夕的历史，250年行香走会的历程，香火何等鼎盛。京城各阶层广泛参与，文会集资劝善，开办茶棚，提供各种物品；武会进香，报效表演，尽展虔诚；王公贵族、文人墨客附庸风雅，题诗写碑赞颂神祗；就连社会最底层的缝鞋匠、锔盆锔碗的小炉匠都积极参与，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影响触及社会所有层面。这种信仰与民众自治、自办、自享的庙会成为一种文化奇观。
在神的威仪感召下，妙峰山庙会上人们平等相待，满山善人。有赏心悦目的歌舞可欣赏，有粥茶可免费享用，置身庙会的香客们如同进入理想的佛国仙境，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和谐，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与身心愉悦。它是底层民众在当时社会制度下渴望温饱安定生活、对理想社会诉求的反映；是追求社会平等、精神愉悦、和谐共助理想社会的集体实践与追求。
尽管这种尝试追求是虚幻的，幸福感是短暂的，但是年复一年循环往复演进，伴随着京城民众的一生一世，并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上演，秉持着民间社会信仰的炽烈与厘久。
妙峰山庙会的文化价值是恒久的，是旧京民众为构建人间理想社会进行的一场虚拟式的尝试。
二、妙峰山民间香会的内涵与寓意
旧时妙峰山庙会上香会最多且联系社会的每个角落。香会多以城乡一村、一地、一胡同、一行业为基础组建，有标识其地名、会名的拨旗为明证。立会费用多由会众自愿助银公摊，行香走会是香会会众对自己居住地或从事行业的举扬与宣传。
担任会头的人必具有较高威信，有经济实力，有号召力，是香会的领袖人物。严格来讲，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比较低微，举止行为多属豪爽侠义之人，平日里也绝不持顺民奴仆的心态行为，身边有众多的徒弟与追随者，社会联系广泛，这是香会都管的底气。他们秉持“入托人能够撼动天地”的信念，与社会上层、民间保持广泛联系，是社会底层的能人。他们即是朝顶进香者，对神祗顶礼膜拜；在民间社会又是具有会党结社互保性质的组织，与官方仕途呈泾渭分明之势。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起到抑恶扬善、扶助弱者的作用，因此是下层民众真心倾慕的英雄。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护持弱者，出头维护贫弱民众的利益诉求。
尤其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天津富商的加入，民间造神运动达到高潮，妙峰山的王三奶奶、傻哥哥，龙泉寺的魏老爷，朝阳院的傻佛爷，金仙庵的傻大哥、傻大姊、奎老爷，这些民间杂神在妙峰山，在中北道各寺庙先后出现。这些神祗的相继出现是清末民初社会现实的折射与反映，清末民初妙峰山一隅亦道、亦佛、亦巫杂神崇拜的社会现象达到高潮。应该看到，这种现象不具社会主流意识，纯由底层民众发起实施，是皇权失落社会变革的直接产物，是不具政治资历但握有经济实力的新起阶层的表演，是要以新的神灵取代旧有偶像的社会实践。
民国初年，由于天津人的崇信举扬，王三奶奶香火大有胜过碧霞元君之态势。为何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由经济实力的崛起到争夺妙峰山偶像的话语权，王三奶奶形象的雅化与辉煌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里，佛教诸尊、道教神祗、民间巫神兼容并蓄，妙峰山成为旧京民众构建的虚拟理想世界。这一切都是社会剧烈变革、新崛起阶层争夺主导权的努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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