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戴季陶、毛泽东等受康有为、梁启超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相似的世界主义思想。
胡适是早期新文化先驱者中最为坚定和持久的世界主义者，他在留美期间就热衷参与“世界大同会”的各种活动。作为“世界学生会”会长，胡适屡次发表关于大同主义的演说，如“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之沿革”、“大同主义之我见”、“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大同主义”等②。像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早期陈独秀也曾拥戴世界主义。1917年8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并且进一步解释道，“世界大同”就是“世界主义”③。李大钊接受欧洲“世界联邦”和“联治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初期发表《联治主义》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通过“联治主义”而实现“世界联邦”的思想与方法。李大钊的“世界联邦”构想中实际上溶进了中国“大同”理想的成分，他认为人类必然统一，而“民主主义、联治主义”等都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方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与一般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少有地指出了世界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关系：“国家、民族，都和个入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这联治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但是，李大钊对世界主义理解的核心与主体还是承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理想社会制度设计：从由民族国家、地区联邦到世界联邦，最后，“世界人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④由此可见，对于“世界人”精神层面的理解，在李大钊那里只是一个闪光的亮点，没有成为其思想核心。
毫无疑问，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像鲁迅言说的许多概念一样，“世界人”概念不是鲁迅的首创，也非其长期依赖和坚守的概念，而是借用他人的概念作为“话题”与某种流行思想进行对话，以发表自己的想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鲁迅与这些文化先驱者在世界主义思想理解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没有在社会的制度层面和构造形式上去理解和宣传世界主义，而是从一开始他就是从“致人性于全”的现代人格的养成亦即人的精神层面变革思考“世界人”概念的。第二，这一概念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不是孤立和局部性存在的，而是与其中心思想以及当下社会现实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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