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言
社会与时代
1.但“自治”底“自”字不可太看重了，太看重“自”字便有两种弊病：第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这叫自封；第二，损人利已，这叫自私。要晓得“人是社交的动物”，无论哪个“自己”，都是在“人”里生活着的；“自己”底行为在“人”里引起相当的影响，……自己固然要顾，不过不要忘却比自己更大的还有“人”，要顾“人”底自己，别顾“自己”底自己。
2.就个人的情感看来，没有能不受回忆的感动的；经过旧游的地方，遇见久别的友人，翻检幼时所读的旧书，除了感情极冷淡的人外，总不免感觉着说不出来的滋味，而对于那地方，那友人，那旧书生出倍相怜爱的感情来。对于相配偶的人，又何能无此感动？我想，因小故而离婚的人，他日见了这相离的配偶，而不免大家后悔起来啊！
3.“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我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故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4.“堂堂的一个人”若只知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或只知道自得其乐，那是没多大意义的。至于低徊留连于不能倒流的年光，更是白费工夫。我们要冷静地看清自己前面的路。”
5.率真决不是毛病。所谓世故，实在太繁碎。处处顾忌，只能敷敷衍衍过日子；整日兜圈儿，别想向前走一步。这样最糟蹋人的精力，社会之所以老朽昏庸者以此。
6.对女子之我见。西洋女子已得独立，故服务之观念强，抚慰丈夫方面甚佳。日本女子服务之观念过强，以致失去独立之人格。中国女子只事争独立，为丈夫服务之观念全废，此盖过渡时代人之命运欤！
7.在平常谈话里，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
8.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怜自爱才真是有道理的。
9.且顾眼前，情形差别很大。第一类是只顾享乐的人，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人在抗战中大概是发国难财的人，在胜利后大概是些发接收财和胜利财的人。……第二类是苟安旦夕的人。这些人未尝不想工作，未尝不想做些事业，可是物质环境如此艰难，社会又如此不安定，谁都贪图近便，贪图速成，他们也就见风使舵，凡事一混了之。……第三类人是穷困无告的人。这些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他们只能顾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能顾到别的；……现在确是到了人人没法打算的时候；……在这种局面下“百年大计”自然更谈不上。不过那些豪门还是能够有他们的打算的，他们不但能打算自己一辈子，并且可以打算到子孙。因为即使大变来了，他们还是可以溜到海外做寓公去。这班人自然是满意现状的。
10.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个性与品格
11.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着的佯笑，强烈的挪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12.“我们中人之资的人，全靠勤勉，才能多少有些成就。”“经过辛苦磨练而得到的全部才智，若被一时的懒惰所夺去，不是很可惜吗？！”
13.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退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
14.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决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
15.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
生活中的观察与思考
16.朋友间地位不同则很难再成为朋友。
17.我总觉得将自己的病情与苦痛去告诉别人乃不智之举。如别人给以诚心诚意之问询而使自己感到安慰，尚且值得；若别人漠不关心，冷冷然安慰数语，则只能伤害自己的感情。故最好不谈自己的病痛，并尽量表现得坚强些。
18.为了家庭快乐，无论如何应克制自己。家庭毕竟是个整体，我一人不能出格。
朱自清的行
写作与教学
1.写处女作《别》时，朱自清写完初稿后，隔一段时间就取出来看一遍，做些改动，再隔一段时间，又拿出来审阅修改。全文七千多字的小说，他从初秋开始创作，直到十月初才定稿。小说的第一个读者王平陵说：“十六页稿纸，一笔不苟，写得清清楚楚，如同科举时代的殿试策一般工整。”小说定稿后，朱自清将才它寄出，忽然想到其中可能有一个错字，连忙到邮局追回了那封信，拆开一看，发现原稿并没有错。王平陵曾问朱自清为何要对写作如此仔细，朱自清回答说：‘怕逢着别人的指摘’。”
这种认真谨慎的态度贯穿了朱自清的整个写作生涯。1947年，郑振铎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约稿。他即寄了一篇《好与妙》。过了几天，朱自清给郑振铎发去快信，向郑振铎索要原稿，说还要修改一下。郑振铎回忆说：“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末不肯麻麻胡胡的过下去的！”
2.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朱自清曾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自己的作品，就此提出质问。朱自清显得非常不好意思，面红耳赤，半响后才平静地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持要他讲一讲。他无从推托，于是想了想，严肃的说：“些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
3.1932年8月，朱自清按清华大学条例休假一年，赴欧访学。诗人冯至曾陪同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游览期间，他很少说话，总是注意听旁人谈话。游无忧宫时，出于浓厚的求知欲，朱自清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冯至说：“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
4.1932年，朱自清旅欧回国后，即在清华大学正式主持中国文学系的工作，然而连年来，琐碎的行政事务让他深感疲惫，自觉志不在此。1940年，朱自清在一封致吴组缃的信中说，“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1943年12月22日，在致俞平伯的信中，朱自清再度袒露了自己对于时光匆匆，恐来不及在术业上更精进一步的忧虑：“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柢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也。”为此，朱自清多次请辞自己身上的系主任职务，并推掉了许多社会活动，以使学术与写作上有所精进。
5.1937年9月，朱自清离开战火中的北平，辗转多地，继续教书生涯。1941年11月12日，西南联大自梨园村迁居至龙泉镇司家营十七号清华文科研究所。远离妻子儿女，生活上颇为困顿的朱自清在颠沛流离中仍然竭尽全力教书、做研究，力图在乱世之中守住一张自己的书桌。他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去管理自己的时间与工作。每天，朱自清几乎都是七点起床，而后到门外做柔软运动，几分钟后回到屋里整理床铺，打扫床铺周围的墙壁，床头的箱子和窗前的窗户。之后，他便到图书室打扫他的书桌和书架。打扫完毕，洗脸漱口，然后就坐下来读书或写作。在同事何善周的回忆中，“一日之中，除了三餐饭和午饭后的小睡外，很少看见他离开座位。晚上还要坐到十二点钟以后才就寝。就寝以前照例用冷水擦身，就在冬天也不例外。”
6.1944年，随清华大学南迁，身在昆明的朱自清除了在西南联大教书外，为补贴家用，重拾中学教鞭，兼任大绿水河私立五华中学国文教员。当时，他已经是国内有名的文学家和教授。虽然他的住所离学校很远，但从来没有误过课。王瑶回忆说，有一次因为西南联大临时开会，朱自清不能分身前去上课，又没有电话可用，于是他一早就大老远亲自跑到五华中学去请假。
7.朱自清对于中学国文教育有着很深的感情和使命感。大学毕业后，朱自清曾在江浙一带当了五年的中学教员。虽然后来一直服务于清华大学，朱自清也未曾停止过为中学国文教育、为中学生工作。他撰文探讨中学国文教学，到中学演讲，编写国文读物，还为中学生写作了一系列的游记和散文（《旅游杂记》）。到1947年以后，因为受到胃病困扰，朱自清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仍然接受邀请，在寒冷的12月赴通县潞河演讲。瘦弱的他坐着火车硬座来到潞河，天寒且雨，他的精神却很好，回来后在日记里记录说，当天“学生就大众文学提问题甚多”。次年，朱自清接受叶圣陶的要求，与叶圣陶、吕叔湘共同编写《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的建议，由他负责编写《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该书至1948年7月9日完成第一册，花费了半年时间。期间，除病倒不能工作外，朱自清几乎每天伏案工作，不曾停止。
8.1936年秋，朱自清结束了他所代理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长职务。办理移交手续之前，他致信清华秘书处，说明他在任期间，有一位职员实在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故而需要辞退处理。他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在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
9.由于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朱自清在研究、教学和行政事务中，都长期处于严肃、紧张的状态，连在睡梦中，都会梦到自己被外界认为不够资格当教授。如1931年12月，他就曾梦到自己“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1936年3月，又有这样的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而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为此，他常常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把弦绷紧，不可放松。如在1939年1月12月的日记中，他就写道：“自从来学以来，我一直不能集中精力学习与研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习惯于早晨去学校，下午访问、购物，晚上参加晚餐会等。这种处境将毁了我。”又曾这样提醒自己：“最近形成一个习惯，即为某种不必要的原因而信口开河，这将毁掉我的工作。”可见他自我鞭策之严、之勤。
10.朱自清与闻一多相交甚笃，两家的关系也颇深。闻一多的孩子曾说，闻一多是朱自清的学生。这番言辞给朱自清带来不小的震动。他认为，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他自己也必须“加紧用功，从此言行宜更加谨慎，时刻牢记‘忧谗畏讥’之语可也。”
11.1947年5月17日，朱谷怀与何孝达来拜访朱自清，带来了几本关于胡风的书，他们喜爱胡风和路翎的作品，想以自己在文学上的偏好来影响朱自清，让他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朱自清并没有因为朋友的劝说而影响到自己的看法，“因我毕竟是头脑冷静的人”，但他同时也愿意接受朋友们的启发，“因我要永远保持宽阔的胸怀”。
12.1948年7月，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向朱自清提议举办学生与本系老师的聚餐联欢，并作毕业前的话别。朱自清欣然应允。学生们出于尊师之心，表示聚餐费全由学生们承担，不要老师们出。这个提议遭到了朱自清坚决的拒绝。争执之间，朱自清十分生气，他说道：“你们拿钱，算什么联欢，我们不出席了。”说罢愤然离去。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朱自清第一次这样发脾气，学生们心生悔意。第二天，他们又去见朱自清。朱自清笑着对学生们道歉，说：“昨晚我实在太暴躁了，没有考虑你们的意思，便向你们发脾气，真是对不起你们。不过，你们想你们哪有钱的来路？一定要出，先生们哪里肯？”师生之间的不快随即烟消云散。
交友与社会活动
13.1933年9月13日，从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的王志之悄悄回到北平。为了躲过各种威胁，他在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之际，径直走进了清华大学，叩开了时任文学院院长的朱自清的家门。此前，王志之和朱自清仅有一面之交，但他深感朱自清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学人，“是可以托六尺之孤的志士仁人”。正在书桌前工作的朱自清见到王志之，随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为他安排洗澡、吃饭，到了夜里，又为他在自己的书房中搭起了行军床，盖上一床绣花被面的新被。闲谈中，朱自清不厌其详地询问着抗日同盟军的活动情况。王志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朱先生不同流俗，不计地位得失，不怕担风险，不嫌脏，并不是对我个人的厚爱，而是表现了他的正义感，他的爱国心，他的亮节高风！”
14.1936年2月初，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清华大学校方秉承政府意旨，拒绝了学生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不考虑学生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功课的实际，要求学生补行期末考试。2月19日，朱自清前去参加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待教务长宣布补考决议后，教授会旋即决定总辞职，朱自清与冯友兰、俞平伯、萧公权、萧叔玉、潘光旦、张奚若被推为辞职宣言委员会委员。
随着事况的发展，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遭遇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更大力度的打压。2月29日，二十九军士兵突然闯入清华，捕去了二十一名学生。当天，朱自清在自己的家中收留了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六名女生，为她们提供了可堪庇护的藏身之所。3月5日晚，又有五名女生为躲避军警来到了朱自清家中。同年夏天，朱自清的长女采芷因为违反校规参加游行被笃志女子中学开除，他亲自到校将女儿带回，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她。
15.1924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并影响了全国的时局。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发现《申报》时评及《自由谈》不但没有深入而恺切的报道，反而“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对报章上的这些论调，朱自清十分反感。当他读到好友俞平伯的《义战》一文，发现俞平伯竟也出言不当，“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他在批语中分析了俞平伯持此态度的原因，更自我剖析，严正地要求自己即使不能投身于为国家、为民众福祉呐喊的行动中去，也当退而谨守“沉默”的态度，谨言慎行，自我约束。
后来，俞平伯在偶然间读到了朱自清这番批语，感慨道：“语虽峻绝，而语长心重，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的严肃。拜良友之箴规于灰烬之余，斯非大奇欤！”
16.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燃烧至北平。北平沦陷期间，俞平伯收到不少约稿信息，尽管无意写作，俞平伯还是碍于情面，筹以短篇。此事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后，即写信劝俞平伯不要在某些刊物上发表文字，恪守“沉默”。俞平伯回信说自己只是偶尔敷衍而已。朱自清对俞平伯的回答很不满意，很快就回信说道：“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万谅鉴。”
17.1932年2月20日，正在欧洲访学的朱自清去看巴特尔弗莱夫人的演出。表演很精彩，朱自清也乐在其中。但他随即发现，似乎有一个日本人坐在他前面的座位上。他立刻感到很不是滋味，直到他从前排座位上的观众与夫人的谈话中判断对方也是中国人，他才冷静下来。但是，他依然自我反省道：“我在自己国家的紧急关头进戏院，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
18.自1932年9月8日相识以来，朱自清与闻一多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闻一多曾因怕自己的政治立场会为清华带来麻烦，而请辞中文系主任，并推荐朱自清接任。朱自清尽管坚决地推辞，却答应帮助闻一多处理该学期的日常事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朱自清闻讯十分震惊和愤怒。他写下了《悼一多》：“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铿锵和愤慨的诗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后来，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闻一多的悼念会，并发起为闻一多家属捐款的行动。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会前即有传闻说当天要出乱子，不少人因此不敢前往。朱自清毅然出席，而且在追悼会上介绍了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博得了全场的掌声。到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他还是参加了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同时，朱自清也担任了“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亲自抄写、校对和搜集闻一多的文章，为《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出版竭尽了全力。
19.解放前夕，受时局影响，像朱自清这样的教授，收入也十分拮据。因为朱自清家中子女多，生活尤其紧张。为了增加收入，朱自清无暇顾及自己越来越严重的胃病，常写作到深夜甚至天明，以多赚取稿费来维持家庭开支。当时，《新路》周刊曾以优厚的稿费向朱自清约稿。《新路》周刊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会刊，于1948年5月创刊，由吴景超主编，邀请了吴半农、刘大中、钱端升等知名学者加入。杂志走中间路线，参与者多为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创办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朱自清多年的朋友。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拒绝了吴景超的邀请。
20.1948年2月，朱自清的五十岁生日渐近。李广田、范宁、王瑶等人想在北京的文艺界中召开一个茶会，并出一本特刊来纪念朱自清从事文学活动三十年，并为他庆祝生日。王瑶等人提议简朴办茶会，并不惊动清华同人，但朱自清还是拒绝了。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成绩，至于庆贺生日，他建议还是到时由自己请客，与朋友、学生小聚即可。
21.西南联大复员后，李广田本来在南开大学任教，由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发表指斥国民党暴行的言论，慰问被军警打伤的学生，而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危难之际，朱自清不顾干扰和压力，一手促成李广田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22.1948年8月，朱自清的病情已经十分沉重。有人从南方来，给朱自清带了两件物品，请吴晗带她到朱家拜访。吴晗知道朱自清的健康状况不佳，特地嘱咐朋友将东西交给朱自清的太太陈竹隐即可，不必打搅朱自清了。不料在几个人谈话间，朱自清拄着一根手杖走到客厅，温文有礼地说道：“请原谅，我不能多说话，只是出来认识认识。”相互认识后，朱自清就离开客厅去休息了。吴晗回忆说，当时的的朱自清“面庞瘦削得只剩下骨头，脸色苍白，说话声音细弱……我们原来没有意思要见他，病得这么沉重了，听说有远道朋友来，还非挣扎着，出一身汗，出来见一面，谦逊周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