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利维坦：1935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改革》：
三、20世纪20年代联邦储备体系内部纷争与经济萧条的爆发
就在一战迫使大部分交战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以后，黄金数量的变化无法再作为货币政策的信号；真实票据理论的弊端也日益凸显。然而，联储委员会与一部分联储银行的决策者仍然固守真实票据理论，并继续把它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而处于货币市场中心的纽约联储银行中一部分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者，开始从真实票据理论的禁锢中逐渐解脱出来，主张采取灵活的货币控制方式，通过观察信贷数量，调节信贷供给。结果，他们同仍然信奉真实票据理论的联储委员会成员之间，因为指导思想的差异而矛盾重重。只不过，随着纽约联储银行实力在联邦储备体系内部的增强，其行长斯特朗成为联邦储备体系名副其实的决策者，其实力超过了联储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联储货币管理权集中到了纽约，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两次成功地对经济进行了反周期的调整，从而使联储暂时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然而，1928年斯特朗去世后，联储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货币管理权难以集中，坚持真实票据理论的决策者们再次独揽政策制定权。结果，联储委员会与联储银行在抑制股市投机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致使其货币政策难以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指导思想的误用致使经济局势更为复杂，联储在政策方面顾此失彼，结果却迎来了一场经济大危机。（一）新旧货币管理思想的碰撞
一战摧毁了国际金本位制度，虽然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几个主要发达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但是完全意义上的金本位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结果以黄金储备作为监控货币的信号便失去了作用，战前联储决策者们所采用的“自动”调整信贷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方法也不再奏效。面对这样的形势，一部分联储决策者失去了对金本位制度的信心，并开始检讨真实票据理论。他们在一战时就已发现，大量买卖政府债券可以调整信贷供给，随着经济步入正轨，这种调节作用越来越明显，对经济发展趋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越来越引入注目。于是，这些决策者逐渐放弃了通过质量控制信贷的方式，不再仅仅对市场消极地作出反应，而是主动出击，监控信贷数量，通过债券买卖调整信贷发行，控制货币供给。由于纽约的银行处于美国的金融中心，对货币走向和货币政策制定等技术问题有着最为敏锐的把握，所以最先意识到金本位制度失效和主张放弃真实票据论的，是以行长斯特朗为代表的纽约联储银行的货币管理者们。
在理论方面，斯特朗等人认为，真实票据理论根本无法完成信贷控制的任务。20世纪20年代初，斯特朗多次公开对真实票据理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联储银行不可能控制成员银行在联储银行每一笔借款的去向和用途。因为成员银行用于贴现的所谓的“合格”票据并不能够透露一笔贷款的实际用途，只要成员银行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利用合格票据不断地发行信贷，这样信贷数量就会迅速扩大，“一旦将信贷放出我们的门槛，我们就无法控制它”。基于此，斯特朗认为，只有把握信贷的数量，才是有效地管理信贷的方法。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