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篇：扶“瑶”直上 作为中国经济、金融、文化和航运中心的上海，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是远东的第一大都市，当时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远在东京和香港之上，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十里洋场的上海，交溢着古老文明和新时代的气息。早期伦敦出版的《上海》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满。她的名字令人想起神秘、冒险和各种放纵。”上海既是封建的中国渐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桥头堡，也是西方文化嫁接东方文明的一片热土，外国人长期处心积虑在上海开设银行、股票交易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到处修建各种工厂、医院、电影院和音乐厅；列强不断移民并为之建造办公大厦、居住的房屋，搞越界筑路大大地扩大租界的面积，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生活多个方面绵绵不断地、深入地渗透进来。
在那一时期以上海为时代背景的历史记载中，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尤其是租界发展过程中的浓厚的殖民地经济和文化的烙印。社会进程中的财富集中造成了两极分化，有的成了有钱人，更多的是穷人，有的更沦落为赤贫者，由此引起了各阶层（士、农、工、商、学、兵）一大批有识之土对现状的不满，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在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了，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那些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物品——模糊的黑白照片、发黄的月份牌、昏暗的汽灯、锈迹斑斑的怀表和破旧的老爷唱机，隐隐约约地散落在庞瑶琳孩童时期的记忆里。
庞家“庆珊” 1934年7月，庞瑶琳出生在上海市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行三，也是庞家的第三个女孩子，父亲便冠与小名“庆珊”。
庞瑶琳的父亲庞伯龙出生在苏州，后随父到上海居住。祖父虽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识文断字，聪明能干，早年移居上海谋生。家无恒产，在富有的本家堂兄的丝绸贸易行业中任职，靠工薪为生。
庞伯龙青年时好学求知，深受本家族人重视。高中毕业后，经族中长辈公议由本家富有的伯父全力资助，得以在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学习，震旦大学是法国人在1903年创办的天主教会学校。1928年大学毕业后，他本有机会去法国深造，但是祖父以“父母在不远游”、“娶妻生子延续香火”为由坚决不允。且以“古来讼师甚伤阴德为由”，不准以律师为业，此乃庞伯龙一生的遗憾。庞伯龙后来经老师介绍留在震旦担任法语教员，他没有加入教会，也不参与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转至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法语，直至退休。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出学文科求职难的观点，他的大部分子女受其影响，从小树立了学好数理化、将来学理工搞工程技术的志向。
庞瑶琳的母亲吴淑和是安徽休宁人，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在晚清时在京为官；父亲未从政，经商。随着外国资本及本土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他们也经历了和徽商由盛至衰逐渐式微一样的命运，尤其是在日寇侵略时期遭到致命的打击。吴淑和随在上海置业经商的父亲迁至上海居住。徽商一向尚文惜才，吴淑和的父亲在为女儿选择婆家时，把女儿许配给了在震旦大学任教的青年才俊庞伯龙。吴淑和性情温和、宽厚贤惠、聪慧好学、知书达理。年少时在家受旧式教育，能背诵很多古文、唐诗宋词。成年后，更爱学习新学，从不迷信，是一位具有一定文化，拥有新知识、新思想的妇女。
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子女们书法的启蒙老师，成为对子女教育最关键的人。
庞瑶琳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三个弟弟，父亲工资收入不丰但还稳定，有特殊情况时，得外祖父资助，尚能保全家安定温饱。父母一贯重视子女教育，子女教育经费是一大笔支出，每年春秋两季的学杂费等随着家中子女就学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日伪占领上海期间，外祖父方面的资助已断，母亲只得设法变卖陪嫁（首饰等）来解决困难，以保证子女们的学习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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