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巨擘：张元济传》：
11月13日（十月十七日），由浙江知名绅商周金箴、王存善、严信原、沈敦和等出面在上海一枝香菜馆设宴调解，张元济、汪康年及连横等到会。连横提出先由他致函日本调查，以两周为期。到会诸人会议，如连横逾期不能交出，即作无证据论。11月28日（十一月初二日），周金箴等又集于一枝香菜馆，以致函日本调查约期已满，而连横又托故不到场，所谓凭据亦不交阅，公议作无证据论。由于连横捕风捉影，拿不出真凭实据，被迫于12月13日（十一月十七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两则告白：一则为上上海道呈文，二则为致全浙同乡会公鉴。连横在告白中对前据《上海泰晤士报》消息轻率散发传单，“讹传”汪康年、张元济、夏曾佑、叶瀚四人与日本人私议借款造路事“引咎自责”，表示愿为张元济、汪康年等“广为洗刷”。一场官司终以连横认错道歉而告结束。
1906年10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小米巷法政学堂举行。在推举会议议长时，有人推张元济，有人推张美翊，“两张”均表示“实业首重资本”，谦让议长一席。于是众推湖州资本家刘锦藻为议长主持会议，张元济在会上当选为查账人。
当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是否聘请外国工程师。在会议讨论是否聘请外国工程师前，张元济曾单独约汤寿潜谈话。张元济主张推荐英国人罗士担任浙路工程师，不赞成聘用日本人。张元济说：“日本逼近我国，挟其新胜之势，攫取权利惟恐稍后，其工程师不免挟国家主义而来，则应付更难。”汤寿潜当时未表态，只是表示待考察后再定。但实际上，汤寿潜是不主张聘请外国工程师的。果然，1907年5月1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汤寿潜即以全浙铁路董事会的名义致函张元济，声称聘外国工程师须俟至江墅铁路安轨之后，并邀张元济赴杭州相助汤寿潜。次日，张元济复函全浙铁路公司董事会，质问何以不用可恃之外国工程师，而必专用不可恃之华工程师？最后表示：“弟与诸君子暨蛰公（汤寿潜）意见不敢苟同，故不敢来。”由此看来，张元济与汤寿潜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尽管如此，张元济作为全浙铁路董事会董事，仍就他力所能及做了不少工作。
1907年10月22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抗议清政府向英国借款筑路，并成立“拒款会”。同日，张元济与王文韶、陆元鼎、陶葆霖、濮子潼、樊恭煦等浙江11府115名绅士联名请浙江巡抚代奏公呈，请求浙路自办，不借外款。
11月25日（十月二十日），全浙国民拒款会在杭州召开，官绅商学各界3000多人参加，大会推举告老回原籍的前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文韶为会长，张元济与王廷栋被推举为副会长，决定通电各省，寻求舆论支持。随后，江浙两铁路公司又推举王文韶为总代表，张元济、孙诒让（代表浙江铁路公司）与王同愈、许鼎霖（代表江苏铁路公司）为副代表，专程入京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王文韶因为年老多病，未能入京，他专门上了一个折子，陈述他的意见。
12月10日（十一月初六日），张元济、孙诒让、王同愈、许鼎霖等4名副代表从上海启程进京谈判拒借英款事，数百人到码头为代表送行，并行鞠躬礼，大家欢呼“代表万岁！铁路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场面令人感动。
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抵达北京，住米市胡同。到京后，张元济即往访汪大燮，了解与英国谈判借款的始末。12月19日（十一月十五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谒见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历陈两省民情高涨，不可轻视。袁世凯却打着官腔说：“国势积弱，外交棘手，民间亦应仰体。”但袁世凯同时也表示，日内将到部查阅档案。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庆亲王奕勖在外务部召见4名代表，奕勖表示：“无论如何磋商，总须政府、外交、民情各方面处处顺合。”一名代表回答说：“系铃解铃，应责成盛宣怀磋废草约。”盛宣怀起初还想推诿，但迫于众议，始允尽力磋商。庆亲王令各代表查阅档案，各代表粗览后发现，英国历次有关借款照会，均系前总理衙门英国股及路矿局所办，王文韶批定。张元济本人当时担任英国股路矿局章京，并有分办稿在案。张元济阅后，十分气愤地对汪大燮说：“皆误于法政生之胡闹”，“上下相蒙”。次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再次往谒奕勖，重申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立场，奕勖答以宜彼此设法。
1908年1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再次往谒外务部各堂官磋商，袁世凯提出所谓“邦交民心两面兼顾”的“部借部还”方案，即将此款改为邮传部承借，另筹顾全商办的办法。4代表回答：“现在募股已经达到4200万元，遵旨自办，不难措手，请外务部谅解微衷。”双方各持一端，无法取得一致。1月10日（十二月初七日），张元济等又与铁路局长梁士诒会谈，梁称“部借部还”大纲已经确定，不可更改，其他问题可以代向部中商量。
由于谈判不成功，4名代表经商定后，派张元济与王同愈先返回上海报告。1月28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张、王回到上海，即到浙、苏两铁路公司报告在京中谈判情形。
1908年2月5日（光绪三十四年一月初四日），张元济发表公启，宣布辞去浙江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等所有职务。此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张元济有意规避，推卸自己的责任。汤寿潜代表董事会挽留，张元济致函汤寿潜表白说：“所登告白业已于今停止。至‘风波’二字，公意指路事言，而弟则指个人言。到京后，谣言蜂起，俨各有刀锯在前之象。南中故交，都门至友，均劝弟不必留京冒险。弟以既受委托，本已预备此著，生死之事亦遂度外置。维时事事均作查抄拿问之准备。（金仲濂回沪，将所有文件托其带归即此意也。）迨公司既定转圜办法，而谣言不大，即弟以不能遂吾初志，故亦翻然思归。（拒款拼命值得，若转圜则不值得矣。）此意迄未为公一言，辱承关爱，故特一披露耳。”
浙江自办铁路，本来是张元济等资产阶级立宪派上层人士提议并发动起来的，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甚至会党群众均参加了进来。尽管立宪派绅商们极力主张“文明争路”，极力把拒款运动限制在函电请求与依法争辩的层次，但资产阶级革命人、会党群众和中下层劳动人民却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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